前日，在最高法舉行的新聞記者會上，最高法刑事審判庭第二庭庭長裴顯鼎坦言，這幾年職務犯罪案件確實存在適用緩免刑頻率比較高的情況。最高法新聞發言人孫軍工透露，目前，最高法正在研究制定審理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刑和免刑的司法解釋，規范職務犯罪緩免刑判決。

職務犯罪適用緩免刑頻率高是老問題，“自首立功”遭濫用的情況也不少見。職務犯罪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犯罪，是國家工作人員濫用權力的表現，是腐敗最突出的表現形式。最高法意識到了職務犯罪量刑中存在的問題，并尋求應對的舉措。

在分析緩免刑頻率比較高的原因時，最高法強調了幾點。有些辦案人員思想認識上有偏差；基層法院很多時候面臨的是金額較小的案件，而它們適用只要不再危害社會，涉案金額三萬元以下就具備判處緩免刑的法律規定；司法實踐中有些不該認為是“自首立功”的情節也被歸為“自首立功”；再者，對適用緩免刑的標準也有待規范。

無論是緩免刑標準問題，還是司法實踐問題，都有一個共同點：社會危害程度較輕成為緩免刑的重要考量。職務犯罪并不是沒有社會危害性，但從行為性質和影響來看，它不像故意殺人、搶劫、縱火這樣的行為，職務犯罪對人身安全沒有直接危害。在法律制定特別是刑事處罰以直接的社會危害性為重要標準的背景下，職務犯罪案件適用緩免刑頻率比較高，可能還顯示了法律本身的變化。

其實不只是職務犯罪，社會領域的其他行為所受到的處罰也與以前有很大不同。其背景則是現代社會，重刑主義越來越受到反思。比如有的犯罪行為可能在社會觀念中仍被視為極其惡劣，但法律處罰已不再那么嚴厲。在最高法《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中，我們也能看到，對于因被害人過錯、義憤或者具有防衛因素的突發情況引發的犯罪等，盡量從寬，但有的犯罪行為，因其巨大的危害性和社會影響，處罰并無減輕，也不可能減輕。

現在有一種意見，認為民眾比較認同對貪污受賄行為量以重刑。我們認為，這是一種民怨，無論是法律專業意見，還是社會民意，無論是職務犯罪還是其他犯罪，人們并非是在主張重刑主義，而是指向司法公正。在職務犯罪上，因緩免刑出現的關注和爭議，其實是職務犯罪與一般犯罪受到的法律對待能不能讓人感到平等的問題，也就是說，依法當重則重，依法當輕則輕，不能有特殊和意外。

一個普通人因為幾千元的偷盜，就可能被判得很重，而一個官員收受幾萬元才可能會受到處理，權力身份還往往比普通人有更大的可能受到較輕處罰。過多的緩免刑會導致官員對法律責任的輕視，而不正常的緩免刑還會影響人們對法律平等正義的不信任，從而有可能引發其他問題，比如不再訴求法律，而以另外的方式尋求問題的解決。

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些是法律最基本也是最可讓人信任的地方。不論是對于職務犯罪行為還是其他犯罪行為，所有規范和調整都是為了捍衛這一理念，鞏固這一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