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州市舉辦的“青年干部職務犯罪的成因透視與預防”講座上，市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盧鐵峰介紹，廣州職務犯罪有四成是30歲左右的青年所為，而廣州青年職務犯罪人數的85％年齡在30到45歲，他們掌握一定權力，有許多是單位和部門主管。這些人的特點是高學歷、高智商，犯罪手段呈現高技能、高智商趨勢，涉案金額巨大，危害程度深。此外，調查顯示，國企、建筑、行政執法、教育、衛生、體育等部門是青年職務犯罪的高發領域。

    “30歲”何以淪為職務犯罪重災區？這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并認真思考的問題。前些年有所謂“59歲現象”，要退休了，要交出戀戀不舍的權柄了，最后狠狠地撈它一把；而“30歲”，也就是說走上領導崗位還沒有多久，用功利一點的話說，還來日方長呢，著什么急？所謂“思想過度開放，正值當年，由于經濟基礎較差，導致其犯罪起步早、膽子大、作案手段更加狡猾”，應當是旁觀者的一面之詞，不過，在令人費解的同時，也從側面揭示了腐敗現象已然到了肆無忌憚地步的一面。青年人一朝大權在手，無論口中的調子唱得多高，想到的其實只是如何滿足自己，滿足自己的享受以及滿足自己貪婪的種種欲望。這樣的年輕官員如果能被及時地揪出來，算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幸運，否則，要讓他們繼續干下去，干到“59歲”，那就不知有多少社會財富被中飽私囊、多少建設者的辛勤汗水付之東流了！

    遏制和減少職務犯罪，打擊是治標之舉，預防是治本之策。“30歲”何以淪為職務犯罪重災區？道理顯而易見，人人明白，內因、外因，說到最后，權力缺乏制約。其實，無論是“59”還是“30”乃至一度冒出來的“26”，腐敗之所以能發、多發，歸根到底還是在于現行體制、機制存在著腐敗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條件。腐敗與這些因素有關，而與年齡無關。沒有或很難受到制約的權力，在任何一個年齡段都會滑向權力運用的反面。問題是，怎樣才能制約權力？這些年來，對職務犯罪的預防，從國家到地方無不高度重視，出臺的措施可謂汗牛充棟。倘若監督體系真正發揮了作用，應該只有那些無比狡猾的老狐貍才可能逃脫法律的制裁，何至于大網一撒，居然網到了四成涉世未深的青年領導干部？要么是“30歲”根本沒把監督放在眼里，要么是監督果真形同虛設，二者互為因果。

    隨著經濟的巨大成功，發展中的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也逐漸顯現，腐敗現象便是其中之一。公共權力運行中的腐敗現象，不僅嚴重腐蝕國家肌體和部分官員的靈魂，敗壞黨風和社會風氣，降低國家和政府的聲譽，而且直接危害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削弱國家的職能。而腐敗年齡段的降低，甚至降到了幾乎剛剛走上領導崗位的青年人頭上，印證了黨的十七大報告所強調的反腐敗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等特點。反腐敗一定還要加大力度，否則，職務犯罪的年齡段再度降低，也不是不可能的。從源頭上真正遏制職務犯罪，刻不容緩。（南方日報評論員）

（責編：李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