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衛生部部長陳竺在上海表示，必須改革當前醫院補償機制中存在的嚴重弊病，有效控制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他指出，目前我國醫療機構實施的按項目付費、藥品加成等，構成以藥養醫的補償機制，不僅落后，更構成對醫務人員的腐蝕，鼓勵醫院以創收為導向，造成藥價虛高、誘導服務、醫患關系緊張、看病貴等一系列問題，可以說在這樣的補償機制下，公立醫院無力控費用；應借鑒和開展按病種付費等改革探索，優化質量、優化服務、降低成本、控制費用。（7月4日《新京報》）

以藥養醫的補償機制，的確已經到了不能不改的地步，已經逐漸成為一種共識。關鍵在于如何來改？難也正在難在此。多年來，為什么自上而下對這一種運營機制炮轟鞭笞不斷，但卻依然祛除不了這一種怪物？問題及阻力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往往是改革剛起步，因為利益與矛盾難調和，實質性的一步總是邁不過去。過去如此，現在依然如此。

以我這樣一位醫生的視角來觀之，“不開一粒藥，醫生也能富”或許才是最好的補償。但現在，我們要面對的卻是那一種最糟糕的補償。醫院靠賣藥物，盡可能多的賣藥物及檢查，才能正常運轉。作為醫生，很多時候，你要獲得高收入只與一件事情有關系，那就是開了多少藥物？開了利潤多高的藥物？醫院及醫生們儼然都成了賣藥為生的人。在這種經濟根源下，不出現濫用藥物那才是咄咄怪事。

按照最基本的常識來判斷，醫生及患者應該是利益共同體的關系。按照“是藥三分毒”的藥物使用原則，永遠都應該是用藥越少越好，能不用藥盡量不用藥，哪怕你是世界上最好的藥。醫生們本來應該正視和重視藥物的不良反應和用藥風險，牢守這一種原則，將那些藥物風險和傷害降低至最小。但而今在這種糟糕的補償機制作用下，這個原則已經被徹底顛覆。藥物永遠是使用得越多越好，越貴越好。很多醫生們已經習慣于干這樣一件事情，盡可能給患者開更多的藥物。一個感冒發燒，動不動就會給患者開出一大堆五顏六色的藥丸。也不僅僅只是醫生的問題。在這種糟糕體制熏陶出來的觀念長年毒害下，很多病人也已經養成了對藥物的依賴性，甚至是成癮性。一些人，如果去看醫生，你讓他們一粒藥物不吃，估計他們很可能會覺得難受與抓狂，的確太不習慣了。一些就醫者甚至被慣養出“輸液病”，一旦感冒頭痛，就要找醫生打吊瓶。你不給他們打，有時候還得跟你急，覺得你服務不到位。

醫生盡量不給病人使用藥物的代價與后果是，他們可能會令醫院陷入經濟困境，甚至有可能破產。這就是，為什么當下很多醫院會視那些開藥厲害的醫生為模范標本，卻將那些不愛開藥不愛錢的醫生為“害群之馬”？當醫院每個人的福利水平都和開藥這件事情上直接或間接掛鉤起來，醫生們那只開處方的筆又豈能不沉重？

解決這樣的難題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承認醫生的勞動價值，不以賣藥多少來判斷醫生們的業績，以及決定他們的收入水平，打造一種“不開一粒藥，醫生也能富”的制度氛圍。惟有當醫療價值不低于實際的勞動力價值，醫生們的勞動得到尊重，才有可能在根本上祛除那種通過賣藥物來得到經濟彌補的行為。

要實現這一步，讓醫生們能夠依靠自己的專業知識及判斷，通過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來獲得高收入，關鍵是在診療費上進行改革發力。正如北京協和醫院尹佳教授提出的那樣，醫改應該設計按照醫生勞動量來收取診療費的機制，根據病情復雜程度來設計收費標準，包括門診和病房。在發達國家，復雜的病情和簡單的病例都按不同標準收取。醫生可以通過診療費這一種途徑來實現高收入，他們就不再需要依靠“桌子底下的交易”（賣藥）來進行經濟上的彌補。另一方面，醫生違規錯誤的成本很高，他們就會和藥企們劃清界線，不敢去輕易犯錯以免失去穩定可靠的高收入。

現在，我們已經淪為了藥物的奴隸，跌進了一種名叫“藥物經濟“的大陷阱，怎么爬也爬不出來。要終止這種荒唐的社會現象，首先就要政府管理者先爬出來，愿意對之做出改變，盡快調整方向。其次，公眾對之的觀念也必須更新，與時俱進，愿意承認與承擔這一種改革的成本，包括新變化帶來的短期不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