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6月21日的最高氣溫躥上35℃，高溫天氣下仍有不少勞動者在烈日下揮汗如雨工作。按照規定，6月至10月用人單位應給室外和高溫作業的員工發放每月150元的高溫津貼，記者近日調查發現，部分員工沒有拿到高溫津貼，有些員工的高溫津貼“打了折”，還有些員工“從來沒聽說過”高溫津貼。（6月22日《深圳商報》）

高溫天氣離我們越來越近，能否拿到高溫津貼，享受到高溫權利，無疑是勞動者關注的現實問題。在我看來，面對高溫天氣，一方面氣象部門要做好天氣預報，及時發布高溫預警信號；另一方面，有關部門要關心高溫下的勞動者，給他們送去制度清涼劑。

按規定，高溫津貼在每年6月、7月、8月、9月、10月發放，在企業成本費列支，不得計入最低工資。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給予高溫關懷，支付高溫津貼，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好多地方都出臺了保護勞動者高溫權利，發放高溫津貼的規定。這些規定都體現了對勞動者高溫權利的重視。但是，近年來，勞動者的高溫津貼執行情況并不理想。調查顯示，多數機關與大型企事業單位為員工發放了高溫津貼，但一些中小型私企沒有發放高溫津貼。高溫津貼差距很大，每月從數十元到上千元不等。受高溫傷害較少的空調房工作群體，可享受優厚高溫津貼；而受高溫傷害較大的露天作業者，獲得的補貼反而很少或根本沒有。深圳有些員工“從來沒聽說過”高溫津貼就是佐證之一。

在習慣思維里，高溫津貼只是一種單位福利，而福利的好壞由單位經濟效益、領導價值取向等因素決定。再加上單位與職工之間地位不對稱，除非單位主動發放，職工一般不敢找單位要高溫津貼，或者對津貼數額提出異議。由于高溫津貼以福利形式來體現，沒有成為員工的權利，也沒有引起政府部門的足夠重視。

據了解，不少國家制定了整套應對高溫的勞動保護法律。而我國在高溫方面的立法，明顯滯后。1960年頒布的《防暑降溫措施暫行條例》“暫行”了51年之久，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也不具備強制效力，根本不能保護高溫勞動者的權利。而《勞動法》對高溫勞動保護的規定又比較模糊，缺乏可操作性。由于高溫保護缺乏強制執行力，勞動者沒有與老板叫板的底氣。

雖說衛生部、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四部門在2007年7月經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各地用人單位在高溫天氣期間，適當調整夏季高溫作業勞動和休息制度，增加休息和減輕勞動強度，減少高溫時段作業，確保勞動者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用人單位應當向勞動者支付高溫津貼。但是由于缺乏處罰細則，通知精神并沒有得到切實執行。

到底該如何保護勞動者的高溫權利呢？我認為，這不能寄希望于用人單位的利潤血管里自動流淌道德血液。幾個部門高溫時節發一個通知，弄一個規定，也未必就能幫助勞動者兌現高溫津貼。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還有賴于高溫立法，但是高溫立法一直呼之不出，勞動者伴隨著過時、殘缺的高溫法規慢慢變老，令人遺憾。

雖說高溫立法不會一蹴而就。但是政府應該思考：制度給了勞動者向高溫說“不”的底氣沒有？切實保護勞動者的高溫權利，政府應該有所作為，而且刻不容緩。在高溫立法缺位的情況下，政府部門發通知，限制高溫作業，規定地方高溫津貼標準，雖不能從根本上保護勞動者的高溫權利，但是至少表明一種態度，給勞動者送上了制度清涼劑，還可以為國家高溫勞動保護立法準備條件，積累經驗。

制度的生命力關鍵在于執行力。相關部門一旦發了通知，定了制度，就要千方百計落實，相關執法部門一方面主動出擊，到一線查處沒有兌現勞動者高溫津貼的用人單位；另一方面要認真受理勞動者投訴，處罰違規單位，并在媒體進行曝光，促使用人單位尊重勞動者的高溫權利。如果制度執行缺乏剛性，有關部門對高溫津貼的重視可能只剩下“以通知落實通知，以文件落實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