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全國民政事業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共有46.5萬對夫妻辦理了離婚登記，平均每天有5000多個家庭解體，有關資料顯示，北京、上海及深圳位列離婚率前三甲。數據顯示，2007年離婚登記數為320.4萬對，而2008年—2010年三年間的離婚登記數分別為356.1萬對、404.7萬對、451.6萬對。（6月6日，羊城晚報）

很多人認為離婚率上升是社會文明進步的結果。在古代，所謂的離婚是女子被丈夫休妻或者出妻，女子根本就沒有主動離婚的權利。因此休妻也就是社會不平等的縮影。近代文明傳入中國，中國女子也獲得了可以離婚的平等權利，所以，筆者不反對離婚是文明進步的表現。但說離婚率上升，是文明進步的結果，恐怕有所欠妥。畢竟，婚姻是文明的一部分，文明的進步絕不會以婚姻的瓦解為代價。依我的觀點，離婚率上升，實際上市當前社會焦慮的縮影。

當前中國經濟房價上漲，物價膨脹，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三大城市，生存成本日益加大。在北京，一套房子就要二三百萬，即使是大國有銀行的高收入階層，一年掙十多萬，也要掙個差不多二十年。生存成本的壓力，必然反映到工作之中、家庭生活之中。這樣，每天都絞盡腦汁為多掙錢，怎么會沒有焦慮？焦慮的同時必然帶來的是心情的煩躁與生活的浮躁。這時，夫妻生活能不受影響嗎？天天忙著工作減少了夫妻相處的時間，晚上回家之后或許還要在家里加班，夫妻之間的感情溝通，難免要減少，時間長了，彼此就會有種陌生感、疏遠感，就有了離婚的苗頭。鄭若復旦大學顧曉鳴所說，隨著財富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主要標志，無論是事業有成的還是正在為事業奮斗的，都在忙于工作及應酬，而忽略了與伴侶必要的溝通和交流，這才是家庭解體的最大“隱形殺手”。

焦慮影響夫妻感情是一方面。另外的一個方面就是，焦慮之中的夫妻，在發現努力工作也不能獲得提升，收入也不能增加。一旦收入不能增加，壓力會更大，就會產生一種挫折感和絕望感。當發現這種生活繼續下去，在大都市孩子都養不起的時候，絕望帶來的無助或許反映在離婚上。誰能否認，現在不存在一些女性或男性，認為找個收入高的配偶，是獲得人生飛躍的機遇？在這個社會道德在食品安全、飆車撞人、城管暴力執法、政府非法拆遷中逐漸淪喪的時候，我們還能拿出多少理由責備年輕人呢？

整個社會都仿佛陷入焦慮癥之中。高中生在為要想求學就難以逾越的高考而焦慮，大學生在踏入大學校園時就為考試而焦慮，為能不能入黨而焦慮，為能不能拿到獎學金而焦慮。當進入大四時，就整個身體和精力為考研而焦慮，為考公務員而焦慮，為找個養家糊口的工作而焦慮。剛踏入社會，就為人情世故而焦慮，為是否能買得起房子而焦慮，為能否升職而焦慮。可憐80后們，焦慮實際上早已成為他們的一種常態。離婚率上升不就是焦慮的縮影嗎？

放眼真個社會，沈陽的“毒豆芽”無非就是只求利益的焦慮——為了節省豆子，讓豆芽長的更好，縮短周期，而是用尿素、恩諾沙星、無根劑等添加劑。瘦肉精無非就是能讓豬有更多瘦肉，賣個更好價錢的焦慮；膨大劑就是擔心西瓜長的不夠大，賣的錢不夠多的焦慮；還有當前的塑化劑…。官員呢，不也是在焦慮之中嗎？為了維穩，為了GDP，為了討好上級，為了攔截上訪，為了防媒體的記者，為了為家人撈取更多的好處，…

在這個焦慮的社會大環境中，離婚率上升，你還大驚小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