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日來，東莞母親韓群鳳溺殺腦癱雙胞胎后自殺未遂的案件，成為街頭巷尾、互聯網內外的討論焦點。連篇累牘的媒體報道為公眾所呈現出來的凄慘，早已超越個案范疇而成為一個群體意象：先天病患所造就的無數殘障兒家庭，曾經、正在而且還將繼續經歷著與韓群鳳類似的苦楚，除了不幸的切身體驗，幾乎無法用語言來精確形容。

作為母親的韓群鳳，照顧因早產而腦癱的雙胞胎兒子整整13年，放棄工作，傾家蕩產，無論怎樣試圖還原這位母親這些年的遭遇，可能都無法讓公眾真正了解和感同身受。2010年11月20日晚，她選擇溺斃雙子而后服毒自盡，之后的事情，則從此超出私人生活范疇成為一個刑事案件——— 因為兒子死了她卻被醫生救活。在案件偵查階段，就有數百村民為韓群鳳聯名求情，在媒體報道之后更是有數十萬網友表達憐憫。從檢察院方面也傳來消息，精神鑒定表明韓群鳳在作案時受到抑郁情緒影響，被認定為限制行為責任能力，或可得到從輕判決。

個案是否最終能夠得到輕判，法律與人情的糾結如何得到妥當解套，有待司法機關的權威判定，輿論與公眾似乎都只能靜候。倒是本案主審法院的一位法官在其個人微博上的發問讓人深思：同情、惋惜、譴責、輕判對于一個只求速死、求死不能的母親而言，真的有那么重要嗎？無法想象，一位可以用13年時間來呵護、照顧自己雙胞胎兒子的母親，在下決心走溺殺這一條路時是怎樣的心境？但可以想到的，那一定是一個母親所有希望的崩潰邊緣——— 曾經把希望交托給時間，但最終還是時間一點點消磨掉了一個家庭的念想。

真的，恨不起來，幾乎沒有什么人有資格去苛責這樣一個母親，而且也不能怪公眾把矛頭指向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 這個社會，是應該為這些孩子和他們的家庭做些什么的，而起碼到現在為止，做的實在太少太少。有關“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的感慨與判斷，總讓人沮喪。政府主管部門乃至整個社會，該承擔更多，不能總靠個案的反復刺激才引發社會的一波波討論：又一個母親和家庭已經崩潰，還有多少家庭在苦苦支撐？

據當地民政部門表示，東莞的社會保障體系“相對健全”，民政部門也多次對韓群鳳伸出援手，但均遭到拒絕。到目前為止，這位母親緣何選擇放棄，似乎只有他人視角的一些揣測，而無法進入這位母親的內心。但可以肯定的是，13年不愿意放棄治療的這個苦難的家庭，應當不會舍掉任何一絲可能的希望。在這樣一種據說百思仍不得其解的主管部門的推脫中，其實是該多一些反躬自省的：社會救助究竟能給這些家庭提供多少幫助？按照工作人員的說法，韓群鳳家的情況月均能享受200元補助，節日還能收到200到500元的慰問金，如果當事人有申請，還可以給予每次1000元的臨時救助金。這些被羅列出來的救助，對于一個被重病煎熬十幾年、消耗了上百萬錢財的家庭而言，除了可能還殘存的一點精神撫慰價值，這些微薄的救助款意義究竟有多大？

誠然，每年的資金投入在不斷增加，只要愿意，還可以再援引一些宏大的數據來佐證，比如東莞市殘疾人康復中心就由該地投資5000多萬興建的十項民心工程之一。確實是有進步的，但對于每一個有救助需求的家庭而言，具象化個案中的社會援手，卻為何永遠是那么杯水車薪？多加幾個參照系之后會發現，廣東殘疾人事業明顯滯后于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水平，推而廣之，整個國家在社會救助方面所進行的工作，其重視程度和資金投入程度，可能都與高歌猛進的經濟增速不成比例。該做點什么？該多做點什么？幫幫他們！

越是在這樣的時候，可能越讓人覺得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在任何一個趨于成熟的社會治理狀態下，對于居民的生存保障都應當是最起碼的制度設計。在這樣的時候，國家和社會應當有更多的作為，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專門性的社區服務、專業的心理疏導、義工團隊乃至NGO的普遍缺位，才讓人們感受到從未有過的無力和挫敗。社會問題的妥善解決和成熟應對，一定是各方力量共同合力的結果，缺少任何一方都將只能不斷遭遇捉襟見肘的窘境。

慈母溺殺愛子，這樣的人倫慘劇，政府與社會不能總是甘于無力的狀態，是到了該認真想一想的時候了。因為，這不是偶發的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