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時間打麻將，被撤職了；違規收取群眾費用，被免職了。“治庸計劃”不足一月便問責百名干部，武漢市政府的雷厲風行對社會的質疑做了最好回答。然而，嚴格來講，“治庸風暴”只能算作政府系統內部的道德自律。因此，能否保障這種道德自律基礎上的社會監督力，決定了“治庸計劃”能走多遠。

顯然，整治干部隊伍的出發點是好的，這就好比自己家子女在外闖了禍，當著眾人面，我們總要訓斥或者扇自己的子女一耳光。就像“治庸計劃”能否讓干部隊伍“去庸”一樣，如何讓大家相信打在子女臉上的耳光不僅是作秀般“敞開門的自我批評”而是希望更是教育子女的痛下決心，才是重中之重。

“治庸”針對的是干部，但“治庸”的標準更多的應當來自群眾對公職人員工作的滿意度。我國憲法規定： 公民有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進行批評、建議、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如果說批評、申訴、控告、檢舉的權利是對過失的追究，那么建議權更明顯的指明了未來政府努力的道路。一個官員不作為，群眾很難對其有直觀印象，但是如果民眾的訴求已經為其工作指明了方向，不好好做與做不好的的失職必然使其難辭其咎，干部之“庸”也就更好的暴露在陽光之下了。

重要的是，群眾的意見不應當僅僅作為干部是否被問責的指標，更應當作為干部被問責程度的考量指標。比如，一個干部工作不到位，群眾不滿意，政府需要據此對其問責；但是被記過？降職？還是辭退？應當采取量化指標并聽取群眾意見。不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作風一旦重演，問責就變為對官員不痛不癢的“撓癢癢”。

此外，“治庸風暴”應當更明確的傳達一種危機意識，即：干部不僅在工作中需要“能上能下，能進能退”，如果做不好工作，在職務的變動上也會“能上能下，能進能退”。悠哉悠哉坐在辦公室抽旱煙的時代已經過去，不為人民辦實事，人民給的“金飯碗”隨時可以破，頭上戴的烏紗帽時時必須丟。

治庸，只是政府部門對自身的基本要求。政府作為人民的“公仆”形象，不僅僅是解決了慵懶、浮躁、漫不經心、官僚主義就可以，為人民服好務才是最終目的。這種“敞開門的自我批評”能走多遠，不僅源自政府內部公開透明的自律，更多的是來自群眾的監督之責與監督之力。因為，為人民謀福祉，才是“治庸計劃”的真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