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某省足球協會主席并掌管一家酒業公司的張某，悄悄從他人遺忘在ATM機里的銀行卡中提款1.7萬元。近日，北京市一中院認定其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判處張某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

很多人由此聯想到“許霆案”， 認為許霆當年取走銀行的17.5萬元人民幣被判處無期徒刑，而張某盜取他人1.7萬元，卻只判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很不公平。事實上，許霆案經過發回重審后，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考慮到張某涉案金額為1.7萬元，且有投案自首情節，判處他有期徒刑半年緩刑一年，不算顯失公平。

又有很多人聯想起足協，認為足協是個藏污納垢的地方，這里不但誕生貪污、受賄犯，還居然誕生盜竊犯。這說法似乎并不為過，在前年掀起的“反賭風暴”中，不但李東生、蔚少輝、張建強、范廣鳴等一干足協高官落馬，更有謝亞龍、南勇、楊一民三位足協副主席落馬。然而，考慮到河南省交通廳四任廳長等“前腐后繼”事實，藏污納垢的地方又不僅存在于足協。

然而，省足球協會主席盜竊案與許霆案并非沒有可比性。如果說，對保安出身，口袋中并無多少度日錢財的許霆來說，面對銀行ATM機出了故障，當可能輕而易舉地獲取不義之財時，人性之惡會充分顯現。那為什么要錢有錢、要地位有地位、要名譽有名譽的張某，卻仍然伸手對他人遺留下的信用卡進行盜取呢？到底是什么讓他鋌而走險，去盜取對他而言可能只是一個月花銷的區區1.7萬元呢？這問題使我們陡然明白一個道理，無論是貧是富，是高貴還是低賤，都很難抗拒誘惑——因為每個人心中都藏著一個魔鬼，即人性之惡的一面，這惡的一面并不因平時道貌岸然而消失。在制約與監督缺失之下，面對誘惑，它就可能從心中躍出。

這讓我們重新回到足協問題上來，足協內部出現了如此之多腐敗問題。謝亞龍落馬了，但他并非天生的腐敗分子，其部屬回憶：“謝書記到外面視察工作的時候，從來不涉足娛樂場所，對于多次邀請都給予了拒絕。”“他留給安康人的印象除了清廉外，就是他有些略顯固執的性格。”同樣，當年南勇也曾在很多會議上義正辭嚴地要求大家廉潔自律。也許真正問題在于，我們太相信“道德血液”的作用了，太相信教育對一個官員的作用。我們將一個又一個誘惑擺在他們面前，而又不加監督與制約，忽略了他們內心隱藏著的“魔鬼”。然而，一個省足協主席面對一張他人遺留的信用卡，內心的“魔鬼”都會釋放，何況，我們把如此巨大的權力、如此之多的資金放在少數足協官員手中呢？

如此說，省足協主席盜取1.7萬元的事與足協未必無關，更關系到法治與社會治理、權力制約的問題。如果人人為天使，則不需要政府，更不需要法治。法治的出現正為抑制人性之惡。我們不能將一個又一個巨大誘惑（無論是金錢還是權力）不加制約地放在任何人面前，無論他是官員、富翁、窮人還是道德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