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方臺內抓的人”為何變成“在馬路上抓人”？“帶回治療”需要搶走手機，將其父親強行拉下車？警方執行公務為何不敢亮明身份？帶回病人是否需要出動6名警察勞師動眾？廣州警方事前真的知情、有配合嗎？既然是“住院治療”父母為何不能探視？由于諸多疑點無法自圓其說，對于徐武“飛越瘋人院”一案，武漢警方“遲來的回應”遭遇了該案所有知情人士以及網友的“狂轟濫炸”。昨日，新快報記者根據武漢警方的回應，逐個采訪了當事人、當時的現場目擊者以及該案的代理律師，此案尚有六大疑點警方無法回避。（5月2日新快報）

去年的廳官夫人被省府門口的便衣警察毆打，引起輿論一片嘩然。后來的解釋是錯把廳官夫人當上訪者了，湖北警察粗暴對待上訪者，是有先例的，且最后的處置是輕輕打板子了事，畢竟警察是奉上峰指令行事。

上訪是公民的法律權利，按照規定可逐級上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信訪條例》明確規定：信訪人可以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對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批評、建議和要求；檢舉、揭發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控告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其他信訪事項。《信訪條例》還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壓制、打擊報復、迫害信訪人。但法律在執行過程中卻被嚴重扭曲，多年來，一些基層政府及有關部門違法打擊上訪者的事件時有發生，上訪者被抓捕、被勞動教養，甚至被送進精神病院的事，在許多上訪者身上都曾發生。

尤其是“被精神病”，是近來社會的一個焦點。正常人被強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惡性事件屢有發生，公眾對此的印象是，只要不馴服于絕對權力，就有“被精神病”的危險。2004年，黑龍江農民黃淑榮因上訪被多次強行送進精神病院，后被20多位精神病專家會診鑒定為“連輕微精神病都不是”；2004年，河南漯河上訪者徐林東被關入精神病院6年；2007年，四川鄰水刑警因不服從工作安排，被強制送到重慶某精神病院治療203天；2008年，山東新泰將孫法武等多名上訪者送入精神病院；2009年，甘肅武山上訪者孫學琴（化名），被江蘇灌南縣民政局強行關入精神病院一年；2010年，湖北十堰市民彭寶泉和鄧復華，因用相機和DV拍攝該市五交化公司員工上訪場面，被警方羈押后，以兩人疑似精神病為由，強制送入當地精神病院……

我國正在倡導依法治國，某些政府及部門一方面口口聲聲要依法行政，一方面又不折不扣地“脫”法行政，其執政誠信怎么能夠得到保證？濫用公權的張狂是愚蠢的，而愚蠢地濫用公權則肯定是緣于張狂。這是硬幣的兩面，其背后的根本癥結，則在于權大于法、人高于法。

公權一旦瘋狂，比真正的精神病人更可怕。武漢警方針對徐武“飛越瘋人院”一案的回應，可謂謊話連篇，無法自圓其說。他們害怕徐武上訪，于是便編故事應當社會輿論，硬是把一個堅持“討說法”的正常人說成危害社會的恐怖分子甚至精神病人。堂堂法治社會，公權如此瘋狂，民眾還有什么基本人權可言？看來，亟需抓捕、關押、看管和治療的應是某些公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