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政部門，按照各自機構進行了分工，根據這些機構，還設置了一整套規范的辦事程序。如果這些機構盡職盡責，程序也都是能正常發揮作用的，那個人的問題，不論是日常事務，還是投訴舉報，都應該能找到相應的分管機構，得到妥善接待處理，乃至回告。在這種井然有序、各盡其責的行政效能面前，普通人根本用不著需要知道領導的手機號，而領導也壓根無需有手機被陌生來電和非職責內問題騷擾的煩惱。可現實偏偏是，不僅老百姓越來越傾向于有問題找領導，甚至于黨政部門也越來越把公布領導的聯系方式，或者一把手接訪，當做一種自以為能達到高效和顯示勤政、廉政的行政方式。這樣的社會生態，是否意味著，地方政府的層級分工和行政程序，已經落入失效狀態。

不可否認，公開官員手機號，有利于領導更好了解真實的民意，避免信息層層傳遞過程中可能的延誤和扭曲，是現代社會信息和政務公開的一種表現，但如果政府部門習慣如此簡單推進，無非是原來的行政狀態沒有絲毫改變，又增加一種新的行政程序。這和山東濟寧的“馬上就辦”何其相似，這種思維蔓延開來的結果，就是重疊的程序越來越多，造成公共行政資源的浪費。

對于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本不該期望什么公開領導手機號，而應該期望現有的行政機構分工，能發揮應有作用，使行政程序無須領導直接過問，也能高效暢通。至于公開個人聯系方式的舉措，倒是更適合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這類群體，他們多聽聽公眾的聲音，多履行自己建言獻策的職責，對政府進行監督。那官員無須公開手機號，也一樣能了解百姓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