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回來了。

最近幾天，人們突然發現，在歷史博物館北側門前，面向長安街，矗立著一尊9.5米高的孔子雕像。毫無疑問，這是具有重大文化與政治象征意義的事件。

最近若干年，隨著國學、傳統的逐漸回歸，至少在部分國人眼中，孔子已經不再是一個負面人物，各地校園、傳統文化場所甚至公共場所，紛紛建立了孔子雕像，以示景仰。

不過，現在這個地點，還是顯示孔子的回歸邁出了一大步。天安門廣場是具有高度象征意義的地點，孔子現在站立的地方，雖不在廣場內，也在其周邊。這樣的位置必然引起人們豐富的聯想。當然，確切地說，孔子矗立在歷史博物館旁。這個位置是恰當的，孔子確屬歷史人物。也正因為位置特殊，這尊雕像引起很大爭議。

考慮到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的文化心態，這樣的爭議也很正常。二十世紀初，中國人被動地面對現代化的任務，而西方首先實現了現代化。于是，現代化、西方化與傳統、與中國之間被置于一種緊張、沖突狀態。此后，中國人對孔子、對儒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也陷入焦慮、彷徨、無措乃至于混亂之中。

就在旁邊的廣場，發生過五四運動，這場運動及其前后的新文化運動是以反儒家、反傳統為核心訴求的。四十多年前，這個廣場曾上演過“文化大革命”的諸多重要節目。而在這場文化大破壞運動中，各地、尤其是曲阜的孔廟、孔林、孔府曾遭到過嚴重損毀。若干年前，就在孔子身后的這個博物館內，孔子也被當成一個負面人物展示。

這一百年的文化彷徨，讓孔子的形象在中國人心目中跌落到秦以來的最低谷。直到今天，提到孔子，有人馬上聯想到萬惡的奴隸制度，聯想到孔子說過的“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提起儒家，大多數人馬上聯想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聯想到束縛人的靈性的禮教。提起中國文化，關心國民性的人士馬上聯想到大辮子、八股文，關心自由的人士則會聯想到皇權專制、官員腐敗。而孔子對于儒家、中國文化的所有這些丑惡制度和現象，似乎都要承擔全盤責任。還有一些熱衷于追求中國強大的人士，則要求孔子對國人缺乏尚武精神承擔責任。依據所有這些想象，孔子當然要被打倒。即便到了今天，無數人，哪怕是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還在用“孔老二”這個侮辱性的詞匯來稱呼孔子。

對于所有這些指控，孔子無言。孔子本來就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年代，對于人們因為激情、焦慮或者無知而發出這些抱怨和指控，孔子當會寬容。而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上述指控中的很多不過是笑柄而已。孔子笑到了最后，孔子蹣跚著回來了。首先在文化與政治的邊緣地帶，最終在國家博物館，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孔子微笑著矗立起來。

對此，國人的心情是高度復雜的。不論是曾經咒罵孔子的人，還是對孔子及其思想心存疑慮的人士，抑或是虔敬孔子的人士。第一種人可能有點困惑，把一個死人抬出來有什么用？第二種人可能十分擔心，也許又會出現獨尊儒術？第三種人可能會追問，孔子為什么朝北而不是按照中國傳統坐北朝南，為什么在廣場以外而不是在廣場之中？

所有這些困惑、疑問，其實已經觸及當代中國人面臨、不能不認真思考、予以解決的根本問題：歷史文化認同的對象與文化重建的進路問題。

處于現代化過程中的后發國家的文化認同構建，必會陷入緊張、困惑。但是，任何一個共同體，如欲建立合理而穩定的秩序，就必須構造出穩定而自洽的文化認同，也即對于我是誰，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我們信奉什么，須達成某種最低限度的共識。由此，才有共同體可言，人們才可以對話，創造和維系一個公共空間。由此，優良治理秩序才有可能被人們想象出來，進而被構建出來。

在一個快速而劇烈變動的時代，構造這樣的文化認同是一件異常困難的事情。原因在于，大多數規劃沒有對孔子、儒家、傳統予以足夠重視，甚至將其視為負面，必欲棄之而后快。

但是，不管人們是喜歡還是痛恨，是虔敬還是厭惡，一個基本事實是：孔子是儒家的象征，孔子是中國文明的象征，孔子是中國的象征。構建或者說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就不可能無視孔子，鄙棄儒家。

當然，漢儒心目中的孔子不同于宋儒心目中的孔子，梁漱溟贊美的孔子也不同于馬英九祭拜的孔子。生活在一個現代而開放的世界中，今人自然有權利、也有責任塑造這個時代的孔子。就好像這座雕像不同于吳道子的畫像。從孔子出發，今人也完全可以在正義、在愛、在善治等價值與制度之路上，走出很遠很遠。今人的價值、信念也各不相同，如何調和孔子與這些信念，也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但是，這一切并不妨礙人們可以嘗試逼近一個文化、政治的底線共識：認真對待孔子，不要鄙棄、更不要仇恨孔子。因為，認真對待孔子就是認真對待自己，鄙棄孔子就是鄙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