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總高為9.5米的孔子青銅塑像，近日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背對著博物館主體建筑，正對著東長安街。

或許，這是一個不必引起非議的文化行為。即使中華歷史人物中只有一位配得上青銅塑像，文化影響力足與佛陀、蘇格拉底、耶穌并列的孔子，亦屬不二之選。別說正對長安街，改天我們把孔子像弄到月球上去，國人大概也會訇然叫好。

話說回來，即使在我們的文化先賢中挑一位最不必急于立碑塑像的人物，同樣非孔子莫屬。理由很簡單：孔子塑像還少嗎？中國各地有著不勝其數的孔廟文廟（兩者大體是一回事），其中任一座都巍然矗立著“大成至圣文宣先師”〔清順治二年（1645年）給孔子的加封〕雙手交疊的藹然形象。更別提初建于公元前478年、占地面積近十萬平方米的曲阜孔廟了，其無可替代的歷史、文化地位，足以使建在任一地方的孔子塑像，顯得意思不大。

然而，由于孔子的獨一無二性，一尊乍看之下最乏意趣的塑像，仍可能被人強行賦予意義。我上網找到了這尊孔子塑像的照片，也許與拍攝角度和我的審美觀感有關，孔子的面貌雖然和藹，但也意外地呈現某種呆滯之相。這并不重要（眾所周知，生活中的孔子聰明絕倫），重要的是，孔子的體量有一種極盡夸飾之能事的魁偉，雕塑家似乎意在糾正“泰山其頹，哲人其萎”的印象，他選擇的人物原型（如果他還有個原型的話），似乎是一名身高1.75米、體重兩百公斤的超級壯漢，與孔子傳聞中的“長人”形象格格不入。

可見，還原真實的孔子并非創作者的初衷，他只是可著勁地寄托理想、摶塑精神，竭力使那數噸青銅揮發出原子裂變般的文化大義。簡而言之，我看到的乃是一個高度概念化的孔子，我從中無法感受孔子博雅風趣、通脫可愛的性格特征，相反，作者試圖把一股游離于真實孔子之外的儒教影響力，強行灌注在青銅中，以期達到某種令人憬然生敬、瞿然生畏的風教效果。所謂風教效果，也就是距藝術最遠的那種效果。

談論孔子，與談論其他文化賢哲有一個本質不同。歷來存在著兩個孔子，一個是真實的孔子，我們通過其弟子輯錄的《論語》，可以想見他的非凡思想和有趣言行；另一個則是被奉為“萬世師表”的“大圣先師”，其功用甚至被古人夸張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的變態地步。這后一個孔子，不僅牽連著作為諸子學派之一的儒家，更關聯著象征古中華最高意識形態的儒教。就前一個孔子而言，不過是約與老莊并列的先秦巨子，其偉大固然不遑多讓，卻畢竟不具備思想上的壟斷性和排他性。而后一個孔子，簡直具有某種宗教始祖鳥的超凡能力，其派生的思想、觀念，以近乎無所不在的方式統攝了古人，也在相當程度上凝聚并代表了中華古文明本身。

儒學的發展光大對于興盛古中華文明所起的突出貢獻，不應抹煞也無從抹煞，但這不等于儒學會以同樣的能量推進當代中華文明。好比說，我們應該對“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古代思想懷有理解和尊重，但這絕不等于我們還得對它加以借鑒和繼承。儒家思想依托于古代國家制度，如陳寅恪先生所言，隨著“社會經濟制度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已）無所憑依”。

古之君子日常言動中的儒學，與今之君子載諸筆墨的儒學，不宜等量齊觀。我們的古人無從獲得對現代人顯得尤為要緊的民主、科學、憲政等觀念，他們視儒學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先進思想，不僅情有可原，還是順理成章的。由于時隔勢禁，今人對儒學的認識早已無法進入古人情境，有人倘若視時代、制度和觀念上的種種巨變于不顧，以一副假天真的模樣，繼續假定儒學復興仍然會有助于我們的民族振興——理由僅僅是：儒學曾經燦爛過我們——不過是銷售一種文化“打雞血”的偏方而已。

儒家學說包含大量優秀思想，其中的“仁、義、禮、智、信”，只要稍加挪移，也可完美地用于今天，身為中國人，我們沒有理由不對此加以固守和傳承。但是，繼承儒家思想的先進性是一回事，繼續賦予儒學以某種準國教的地位、放任其意識形態化，則是另一回事。衡諸今日人類獲得的文明思想，強行抬升某種往昔學說的地位，不啻為觀念上的蒙昧和倒退。

中國多一尊孔子像，原不值得大驚小怪，前提是，設置者最好別太過張皇其義。孔子是偉大的，也是可愛的，我愿意相信，孔子會以其特具的文化魔力，遙遙地滋養著吾族吾民，但我非常不愿看到，孔子的功用重新得到神化。這不會是孔子的福音，也不可能是吾人的福音。這會是誰的福音呢？我不知道，也不打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