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民國期間《開明國語課本》賣得脫銷，宋石南先生在《南方都市報》上發文《民國教材勝在情懷》稱民國課本完勝當代語文課本，譬如更尊重常識，注重生活化等。我個人感覺是當今中小學教材問題中，更為欠缺的，未必是“情懷”，而是“營養”，現有教材不能讓中小學生得到足夠的心智訓練。

這種營養的缺乏，首先和整個閱讀環境的欠缺有關。寒假期間，我在上四年級的女兒在看一本杰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這種書我們是到了大學后，上英語專業才開始看的。但是在美國的小孩，到了一定年級之后，書看得很多，我甚至還看到有初中高年級小孩抱著《戰爭與和平》在啃。或許這些皆是個案，但事實是社區圖書館、學校、老師、家長一起，給小孩建立起了一個非常龐大的閱讀網，括圖書館(對青少年圖書精心分類分級)、專業機構(如“復興閱讀”之類閱讀和測試機構)、專業師資(美國小學有專門教閱讀的老師)、大學學科建設(很多學校的教育系開有閱讀專業)、圖書市場(原創兒童讀物是一個龐大市場)。在這樣的體系之下，小孩從小有書可讀，有據可依，有人可問。

在中國中小學，尤其在圖書館建設不發達的落后地區，很多學生閱讀的主要材料就是課本和相關的教輔材料，因此，大家對于教材期望值很高。我們不可能指望通過一學期一本教材的手段學習語文。教材編得再好，跟美國這種一學期看幾十本書相比，中國學童的頭腦還是得不到適當的鍛煉，會在鑒賞能力、批判思維、創新創意諸多方面，造成各種發展障礙。

有人或許會質問：學生現在學得就夠累的了，怎能要增加閱讀量呢？我覺得目前學生的累，有些是人為的。該累的地方不累，不累的地方很累。因為自己的小孩也要學中文，我收集了一些材料，手頭就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義務教育課程表標準實驗教科書”二年級教材。此教材130頁《我的發現》有這么一項內容：“丹丹回頭一看，原來是小藝。我的朋友馬玲是回族，陳琳是滿族。有一回，列寧去找養蜂的人聊天。”然后書中問：“三個句子中的‘回’字，意思……”看來孔乙己先生對于此教材的編寫也有貢獻，因為他說過“回”字有四種寫法。我們不妨以此為例，說明其中的問題——孩子們在這種辨析上花的精力太多了。二年級學生應該側重于擴大詞匯量、知識面，而不是這種鉆牛角尖式的區分。《把啟蒙閱讀做對》(Let’s Begin Reading Right)一書中，作者以兒童的機械運動技能(Motor skills)的學習為例，說小孩學東西，先學比較基本的動作，然后才做精細區分。他們說智力的發展也一樣。這種一次就要讀對寫對的做法，容易讓小孩受到心理打擊，使得后續的學習非常艱難。此書作者建議，應遵循兒童發展心理規律，增加“開放性”的教學內容，所謂開放性內容，就是沒有一個標準答案的教學活動，盡量避免“招惹失敗”。我們小孩在美國上學，我后來觀察到，老師絲毫不去修改他們讀寫時的涂鴉正誤。我有時候給他們改拼寫錯誤，他們說，老師說這是“幼兒園的拼寫”。在這個階段，應該注重讓他們保持學習狀態。

過去的科舉考試“八股文”常受詬病，但大體上還可以看出一個人的水平。其實現在美國大學入學考試，除了一些標準化考試之外，也看“個人陳述”，由此了解一個人的心理甚至水平。可是現在我們純粹依賴于標準化考試，側重點是考 “不會”的知識點，把學生“考倒”。標準化測試盛行后，我高一的語文老師、一個桐城派老夫子曾稱：“如今的教學，是拿一個大棒，先把學生打暈了再說。”這又會及時反饋到平時教學活動，和教材的編寫之中，形成惡性循環。

我相信教材編寫者都不是有意要讓教材變得沒營養的，可能還是在方法上不得要領。對于青少年心理缺乏必要的認識，缺乏一定的想象力。編寫過程當中，可能眼睛盯的是大綱，而不是常識；教材改進的依據，是過去版本的缺乏，而不是未來社會的需要；編寫中面向的是成人的好惡，而非兒童發展之實際所需。

但是中國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證明，中國人學習新東西還是挺快的，如果像搞經濟一樣去搞教育，以上拋磚引玉式提出的一些問題，以及這里尚未提到的教材問題，我相信都可以一一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