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中國內地居民投資移民人數近年來持續增加，特別在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地，來自中國的移民比重迅速擴大，有的占七成以上。伴隨這股移民潮，一些官員與商人非法轉移資產出境并外逃不歸現象引人注目。針對官員借投資移民非法轉移資產滯留海外的調查顯示，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這種現象較改革開放初期日趨嚴重，且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表現更為突出。江蘇省紀檢系統一名干部坦言，“裸官”跨境轉移資產，“裸商”海外漂白非法資產，已經成為反腐斗爭的主戰場。（1月4日《瞭望新聞周刊》）

近幾年來，特別是在溫州官員楊湘洪出逃事件之后，社會輿論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對裸官出逃投去關注的目光?，F在的問題是，當公眾對裸官出逃的路徑已經熟知（聚斂財產—海外安家—資產轉移—擇機出逃—滯留不歸），對官商海外腐敗資產“黑鏈”頻頻曝光、官商勾結程序不再莫名驚詫（官商勾結獲取暴利—投資移民及轉移資產到海外—搖身一變成外商再回來投資），那么接下來，在《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框架下與更多國家和地區展開合作之外，用制度發力的方式，盡可能多地遏制裸官出逃，盡可能多地追回腐敗資產，無疑會成為公眾最為關心的問題。

客觀而言，在“運用現代化手段加強監管，預防貪官外逃和腐敗資產外移”方面，報道中提到的“江蘇懲防經驗”值得推而廣之。比如說，早在幾年前當地就建立了嚴格的個人(副處級以上官員)重大事項報告信息化管理系統；比如說，當地紀委聯合央行反洗錢中心、審計、工商、公安等部門，共同協作，建立起防止腐敗分子外逃的信息共享機制和預警機制。同時，該省在打擊貪官的過程中，提高了對貪官的懲戒力度，并保證反腐敗法律制度執行的徹底性。

事實證明，這些做法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檢視現實不難發現，一方面，因為各個地區的情況不同，反腐力度和決心存在差異，其他地區會否借鑒“江蘇懲防經驗”，尚屬未知。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說，“江蘇懲防經驗”強調的是對反腐敗法律制度的剛性執行——剛性執行當然重要，但無法替代制度的完善與革新。比如，在接受采訪時江蘇省紀委有關負責人便建議：國家有關部門應該進一步強化“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將房地產項目納入其中，實行全省聯網、全國聯網，銀行對大筆金額實時監控，以實名制方式控制住大額現金流量，從細微處入手加強監管，最大限度地排除障礙一查到底。

事實上，2010年7月11日發布的《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便要求增加住房、股票投資及子女海外工作和投資的內容。不難發現，如果說在遏制裸官出逃方面，“江蘇懲防經驗”是更多強調了“堵”與“懲”的話，進一步強化“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則是更多強調了“防范于未然”。然而，《規定》畢竟不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在申報范圍、公示環節、法律效力等諸方面，兩者之間均存在重大差異。也就是說，在遏制裸官出逃以及遏制腐敗方面，類似“江蘇懲防經驗”以及各地試點的公務人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探索，其成效固然值得肯定，但要想做到釜底抽薪，還必須有制度發力才行：比如逐步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比如逐步推進《反腐敗法》的立法。

李記（河南　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