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復旦大學生為主的18名旅友，前往黃山“探險”，途中遇險，警察連夜上山救助，24歲的警察張寧海不幸犧牲。張寧海烈士的追悼會和復旦學生的追思會，已經結束，網上的風波也會漸漸平息。但復旦“黃山門”，卻如一道閃電照亮了社會的斷層，揭示出在中國社會轉型背景下的倫理爭論：關于責任和權利、自由和放縱、公權和私權。

本次事件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警察沒有意外死亡，這只是一則普通社會新聞；如果，僅僅是旅友遇難，也許復旦學生的公眾形象不至如此不堪，甚至“探險者”還會被比附為當年北大山鷹社殉難的“登山英雄”。然而，公眾潛意識里的邏輯沒有實現，生生將一道倫理難題擺在大家面前：無事生非、懵懂無知的復旦學生沒有死，一個年輕、盡職的警察卻死了。其中的微妙之處，激發了全社會的思索。

首先，生命能否“計算”？關于這次黃山救險有著太多的“計算”，生命的本質卻不允許“計算”，這是一個二律背反。

旅友遇險之后，向母校復旦求助，復旦再向安徽黃山警方求助。警方無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于是數以百計的警察上山搜救，終于悲劇釀成。為救18人，能否犧牲1人？也許，警方不是連夜搜救，旅友也會平安，卻避免了張寧海的死；也許，拖延一夜的搜救，旅友會發生不測，誰來承擔責任？生命能否“計算”？

最近，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的倫理學課程火爆網絡。課程關于有軌電車失靈，司機是選擇軋死一人，還是選擇軋死多人的問題，引發了大家辯論的興趣。其實那是倫理學的老生常談，人類永遠不可能給出一個正確答案。唯一正確的就是千萬年來，人類通過如此的極端事件考問靈魂、考問生命。

30年前，大學生張華因救一位落入糞坑的老農而犧牲，曾引發當時社會關于生命價值的探討。如今十多個復旦人的生和一個民警的死，再續了這一命題：生命是等價的，不能計算。一個人的死和礦難、地震里冷冰冰的一長串數字，有同樣的生命價值。從這個角度看，張寧海一個人的死，給了我們更大的啟迪。

其次，我們該如何行使自由？無庸諱言，警察的公眾形象并不佳。但，“黃山門”里年青“無辜”的警察的死，卻提供了一個無偏見的討論公權與私權關系的視角。

政府提供救援服務，天經地義，警察殉職也算“求仁得仁”。但，公共資源不應被濫用。旅友缺乏專業設備，沒有當地向導，臨時發帖組團，又對天氣變化沒有足夠認識，在雨雪季節里，在未開放的景區“探險”。結果，遇險之后，當地公安派遣了大量警力搜救，占用了極大的公共資源，其中張寧海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人認為“探險”是旅友的“自由”；但，那不是自由，那是對自己生命的不負責，也是對他人生命的不負責。成年人有自由選擇權，但行使自由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不能不適當地占用公共資源。有負責任的政府的前提，是有負責任的公民。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擺脫“感謝國家”和旅友“探險”惡意占用公共資源的兩個極端，促進公權和私權的良性互動。

最后，我們應以怎樣的道德標準衡量別人，約束自己？

復旦“黃山門”里引爆公眾怒火的是所謂復旦人的“冷漠”。這種“冷漠”的證據有三個：一是安徽某記者的描述，面對記者的追問，復旦人“重重地摔上了車門”之后離開了，其二是“奪權”言論，第三是“控制媒體”說。

關于第一條證據，復旦人的辯解是：一是與記者之前的溝通不愉快，二是那是中巴車，只能用力關門。至于后兩條，說“奪權”的人并不是被救者杜彬，至于“控制媒體”的說法，更不是被救者所說，這兩個證據明顯與復旦人不懂得感恩無法“合榫”。但這樣明顯的邏輯問題，被集體“無意識”了。在一個24歲生命逝去的時候，的確有人應受譴責。但譴責的前提是以“同理心”待人，而不是居高臨下做“道德帝”——不可以審判別人，免得你們自己被審判。面對人性的弱點，我們每個人都應以謙卑和自省；否則張寧海的死，就會演變為一場無聊的道德口水仗。

成熟的公民，會監督、鞭策公權，也要學會監督自己；享受自由，更應珍惜別人的自由；分辨是非，首先更是嚴于律己。張寧海死了，他以他的生命，給全社會出了一道倫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