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弱勢者的態度，映照著一個民族的良心。干活如牛如馬，吃飯與狗同鍋，幾年領不到一分錢，逃跑就要遭毒打……一群智障者在新疆托克遜縣的黑工廠遭遇如此非人待遇，挑戰并羞辱著文明社會的底線，那一雙雙呆滯而痛苦的眼睛，無聲地控訴著一切。現在黑工廠被查封，老板帶雇工逃離，領導很震怒，批示“即使上天入地也要還人民群眾一個公道”。邏輯一如既往，可問題在于，在“包身工”問題上，到底什么才是“公道”？

抓住“不法分子”就是公道？包工頭的殘忍、貪婪，當然是罪惡起點，把智障者視為壓榨工具，完全泯滅人性。可關鍵是：這是一個人的罪惡嗎？在多年使用智障包身工的利益鏈上，到底拴著多少或貪婪或麻木或瀆職或冷漠的“幫兇”？三年前山西黑磚窯的恥痛猶在，“不留死角、不落一處、不漏一人”的“地毯式搜查”言猶在耳，可頗具嘲諷意味的是，這批新疆包身工并非“死灰復燃”，根本就是從未熄火地存在了三四年之久。轟轟烈烈的運動式監管，難道不早已宣告“破產”？

丑聞一曝光，“公安、國土、經貿委、勞動監察、工商、安監、衛生、環保、工會等部門主要負責人立刻前往現場解救工人”，于是我們知道，原來還是有人管的啊。見諸報端的“快速出擊”“一舉搗毀”，與三四年的不見、不舉，更是成為極大反諷。平日里但凡有一個“大蓋帽”過問，這種非人把戲豈能安然上演如此之久？這正是我們社會管理弊病之一：媒不舉，官不究，可以跟著輿論走，絕不主動露風頭。

曝光之前到底有沒有監管？據說也是有的。建在國道旁邊，連老百姓為了不看到老板用皮鞭抽打工人的殘忍場景，都專門砌了圍墻，說完全不知道怎么行？于是看到了派出所的解釋：“派出所曾去廠里查看過，但老板說與四川民政部門簽過用工合同，就沒再過問”；而縣里解釋則是 “政府相關部門在勞動用工監管上往往將眼睛盯著大企業、大礦山，而對一些偏遠地方的小作坊式企業疏于監管”，這正是管理弊病之二：監管走形式，出了問題有借口；壞事跟我沒干系，追責請入它門。

這事兒最匪夷所思的是，這些智障工人都來自四川渠縣一家 “乞丐收養所”，曾打著“行善”幌子。而這家收養所在2006年就犯過控制殘疾人做工牟利甚至打人致死的案子，罪魁禍首“曾令全”竟然生意照做，直至此番大名再度登上媒體。而對流落街頭的智障者，這些年民政部門到底是怎么安置收容的，很少有人較真，反倒屢屢聽聞被惡人收入囊中去壓榨。這正是社會管理弊病之三：出了問題不肯沉下來治本治根，總做表面文章撓癢癢；公共服務在真正需要保護的弱勢群體身上總是 “經費不足、作為不夠”，蓋大樓買豪車倒從不缺錢。

每次出現“包身工”丑聞，輿論都同仇敵愾，但你要承認，如果監管斷裂沒有改變，治理水平沒有提升，推諉卸責作風依舊，“一堆大蓋帽不管基層事兒”的權力淪落仍然嚴重，出現這樣不堪的事兒，就既讓你震驚，也沒什么好震驚的。“一般情況下，我們干不動的時候，就有肉吃。”“一般情況下，只要不逃跑，就不會挨打。”——— 受虐者的話讓人心寒，在政府此時的雷厲風行面前，我們更要追問：一般情況下，究竟怎么排查非法用工？一般情況下，究竟怎樣問責瀆職官員？一般情況下，全國1200萬智障者的權益究竟如何被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