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際接軌”是官員和專家想起來就說說的，草民們沒有出國考察的機會，只能在互聯網上道聽途說，一般不敢輕言“與國際接軌”。但今天看到的一則新聞，竟發現了其中驚人的相似和不相似：10月20日，對于印度全國城市街頭上千萬艱苦謀生的小攤販而言，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這一天，印度最高法院正式作出裁決，禁止政府基于各種行政決策，剝奪街頭小販誠實經營的權利（10月24日《新京報》）。相似的是對小販的定義，小販的來源，政府對小販的態度和小販面臨的困境；不同的是印度最高法院竟然成了小販的最后靠山。

印度人坦承，“在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街頭小販都是社會底層人員謀生的主要手段，他們也往往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利益最容易被侵犯的對象”。不知印度是不是把經濟騰飛的中國視為發展中國家，但小販也是我們社會底層人員謀生的主要手段，并且在城市發展過程中成了利益最容易被侵犯的對象，勇猛的中國城管就是對付小販的“生力軍”。

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不敢“與國際接軌”，因為國情不同，專家學者可以一會兒姓“社”，一會兒姓“資”，草民是不可亂來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印度最高法院有否定政府決定的權力，這個權力在中國的憲法里也有。曾經有人試圖狀告政府，結果無意中制造了一個新罪種——誹謗政府罪，落得個以卵擊石、得不償失的后果。不知印度法院怎么成了小販的靠山？

在中國，小販無疑是一幫烏合之眾，這在企業工會都成擺設的現實語境下，小販是不可能有組織的。而在印度，這些小販們并不孤單，一個全國性維權組織———“印度全國街頭小販聯合會”多年來一直代表印度上千萬小販，通過各種途徑，向政府表達訴求，維護小商販的合法權益。這一點我只是說說罷了，中國要是有這樣一個組織，不說你是“黑社會”算輕的，至少會給城管大動干戈制造口實，最終自討苦吃。

從直覺上，我很佩服印度的法官，印度最高法官甘古利起草的判決書寫道：“街頭叫賣是人們謀生的一項基本權利，政府需要貫徹一項成文法來規范街頭小販，而非打壓。”我相信中國法官中也會有這樣的思路，但不能表達出來，如果當真說出口，必將會面臨“你是為政府說話，還是為小販說話”的質問，可能會是最后一次“執而不法”了。

我不知道中國有多少小販，但印度全國目前有超過1000萬街頭小販，活躍在孟買、新德里、加爾各答、晨奈、班加羅爾等大城市。絕大部分街頭小販都是貧困的當地居民、失業的產業工人或者來自其他邦的流動民工。這方面和中國的小販是一樣的，而且他們的處境也一樣，“在印度傳統的社會階層劃分中，街頭小販長期被視為地位較為低下的人群。不少官員和城市居民也認為街頭小販的存在造成了城市秩序的混亂。”而如此相像的兩國小販，命運的結局卻有天壤之別。

因為講法律，印度的法官能說了算。所以當小販們沒有別的選擇的時候，就會去叩響最高法院的大門。最高法院給出了明確判決：“不能因為路邊攤販貧窮、無組織，就讓他們應享有的這些基本權利處于混亂狀態，也不能用不斷變化的行政規劃來決定他們的基本權利。”“禁止政府基于各種行政決策，剝奪街頭小販誠實經營的權利。”這對中國小販來說，無疑是天方夜譚。

我不會奢望中國法院成為小販的靠山，但我希望地方政府能懂得“街頭叫賣是人們謀生的一項基本權利，政府需要貫徹一項成文法來規范街頭小販，而非打壓”的基本道理，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為解決貧困問題作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