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由上海作家協會主管的《收獲》、《上海文學》等文學刊物將得到上海市文化專項資金扶持……在原有的稿費基礎上大幅度提高標準，最低稿費標準將是原標準的兩倍，優秀稿件的稿費將按質量從優支付，高的可達到原標準五倍以上。”原標準是多少呢？“每千字稿費在80元左右。”

乍聞此言，第一感不是振奮于作家日后待遇的提高，而是震驚于他們之前稿費的低廉。以《收獲》在文學界地位之尊崇，尚且如此拮據，其他文學刊物，想必更加寒磣。不過據我所知，在稿費上蒙受最大不公的，還不是小說家，而是翻譯家。那些施于我們莫大恩惠的知名翻譯家，所得稿費之微薄，足令每一位讀者心寒。如給中國人“搬來一座奧林波斯山”的翻譯家羅念生先生，臨終時存折里竟然只有10元錢；不久前去世的俄羅斯文學翻譯家草嬰先生，生計之艱窘也出乎想像。

稿費標準與文字水準，不具有內在關聯，以一流譯作賺取末流報酬的翻譯家，已資證明。“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失為一個規律，“重金之下，必有杰作”則從未聽說。但這不構成糟踐作家的理由，讓我們的優秀作家依舊只能靠老掉牙的“君子固窮”來摶氣修身，肯定不是中華文明良知的體現。提高稿費水準除了改善作家的境遇，也會給特定刊物帶來一定競爭力，使得原來流向他處的優質文稿，部分轉投此地。假如此舉能引發一場提高稿費的軍備競賽，每一位以文字為業的作者，夢里都會笑開了花。但可見的價值也到此為止，文學本身未必受到多大撼動。以文學致富者固然代不乏人，但文學不易發家致富的行業特征，永遠不會改變。

世上最難估價之物，就是精神產品了。這份困難，先天注定，后世難挽。如果換算成稿酬，大牌律師寫下一份訴訟代理詞，動輒達到千字數萬元，個別的還遠不止此數。與之相比，再大牌的作家都難脫寒酸。但我們也不應忽視兩者的本質區別，古希臘一個訴訟當事人，曾如此批評當年的著名訴訟演說家呂西阿斯：“他代寫的訴訟詞，讀第一遍時感覺是好文章，讀第二遍第三遍時，則感覺平淡無奇。”呂西阿斯回答說：“你在法庭上不是只宣讀一遍嗎？”這個絕妙的答復，正好被我用來說明問題。對法庭訴訟詞來說，得逞于一時，往往也就恣意于一世，優秀的文學則反之，不值得讀第二遍，注定與杰作無緣。

向作家支付稿酬，具有恒久的困惑性。人類擅長為任何一種價值明確的工作支付報酬，而文學作品的價值偏偏飄忽不定。不少發表在報刊上的文學作品，未必值得讀上一遍，刊物為此向作者支付千字80元稿費，都只多不少，而其中說不定埋藏著的一部曠世杰作，卻可能千金難換。在寫作行里，有望獲得高額報酬的，也許是一篇類似獨家猛料的玩意，因為老板確信，這篇猛料可以立竿見影地提高報刊的次日銷量。但換個角度看，那篇文字最可能兩周后無人問津。可見，一旦結合報酬這個視點來考察文學，立刻能意識到其中的荒謬：沒有一個老板愿意為一部作品的潛在價值預付稿酬，假如這部作品名叫《紅樓夢》的話，更沒有一個老板有財力支付，而優秀文學的價值，恰恰宿命地具有滯后性，有時甚至會滯后數十上百年。

所以，立志從事文學，就必須無怨無悔地與這份先天錯亂相守相伴。沒有人和你過不去，你的作品越是文學，你就越不能期待一份合理報酬。在除文學(也包括哲學、藝術等等)之外的其他領域，人們的酬勞與其貢獻大致還能符合，在N BA里，那個拿著最多年薪的人，往往也是最配得上這份薪水的家伙，但文學不然，文學是與不確定的時間打交道的，那玩意無法估價。也許，優秀的作者最終只能借“時間就是金錢”來自慰自嘲：嗯，我征服了時間，也就等于擁有大把金錢了。像金庸先生那樣不僅寫出優秀的文學，還能及身獲致巨額財富，在文學界絕非常態。

在今日西方，從事文學藝術者，往往家境較為寬裕。仗著父親提供的豐厚遺產而免于衣食之虞的哲學家叔本華，曾不無得意地說道：“從出世的那天起，就擁有保障生存的財富，最好沒有家庭，僅僅為了自己，完全獨立，沒有承擔義務的勞累，這優越性是無可估價的。”我希望每一位潛在的文學天才，都能有此好運，假如沒有額外的幸運星照拂，普魯斯特根本不可能優哉游哉地寫出《追憶逝水年華》。可惜，幾乎所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都是在不愁生計的晚年才得到那筆錢的，那筆錢一次也不曾在作者最需要之際出現過。好萊塢電影《貧民窟里的百萬富翁》中，獲獎者也只是一個略識之無的年輕人。這大概說明，讓文學天才早獲財富，不符合文學的游戲規則。對此，我們無計可施，無話可說。

官方出面扶持文學，最多折射出文學的社會性使命，翻開牌面，此舉也可能只是體現了某位官員的風雅趣味或行政謀略，對文學本身，未必具有可持續的發展性，所以，我們大概不必忙著大加喝彩，且不說文學的真正發展，無條件地取決于作家的個體追求。因此，我雖然樂觀其成，但假如刊物能憑借自身的力量向優秀作者支付高稿酬，或贊助者是一家信譽卓著的民間文化基金會，我會覺得更加合適。海明威敢于用昂貴的電報來投寄一篇小說，多半是因為那家刊物的老板，能夠將闊氣和風雅納入精明之中。優秀作者撞上這等雇主，才叫天作之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