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華中地區某“985高校”的龔教授是個有心人。他專門統計了2008年一年他所負責填過的表格，“總共有47個難填的表，平均每個表填兩天，就是近百天，3個月就沒了。”這其中，最厚的一份表格多達200多頁，龔教授關起門來，整整填了5天。這些表格名目繁多，龔教授扳起手指一一歷數：“973項目”申請，重點實驗室評估，重點實驗室規劃，學院的規劃，學科的規劃，“211工程”申請表，“211工程”年度工作匯報表，“985工程”創新表、申請表、評估表等等。（10月12日《中國青年報》）

僅填表就填掉3個月！再加上領會每一個表格的精神（參加相關課題、項目申請動員會）、對每一個表格的講述（參加評審答辯會），留給科學家們的時間，也就相當可憐——正如媒體報道所說，越來越多的科學家不在實驗室，而是“在開會，或者在去開會的路上”，最佳的科研時間是晚上或雙休日，成了“雙休日科學家”，有的科學家，甚至已經記不清上次是什么時候進的實驗室。

問題令人憂慮，但更令人憂慮的問題是，這不是現在才發現的問題。這樣的問題，早在多年前，就被媒體報道，被社會關注，被廣泛熱議。可是，這么多年過去，問題不見絲毫好轉，反而越來越嚴重。

依據我的觀察，目前每一次對學術問題的報道，在現實中產生的都不是“震蕩”，而是變為大家對現實的學習與體會。也就是說，誰要是越能理解這里面的科研“精髓”，誰能懂得把“大師+團隊”變為“大佬+團伙”的奧妙，誰就很快成為“學術大佬”，也就被奉為“學術大師”，打造出杰出“團隊”。能不能做真正的學術不要緊，你只要會忽悠，會講故事，會把表格填得天花亂墜，會把答辯會變得是爭取獲得諾貝爾獎的誓師大會，誰就會獲得青睞，獲得大筆的經費，賺得盆滿缽滿。

這已成為我國教育界和學術界的一景：所有人似乎都清晰地知道問題所在，可都目睹問題生龍活虎地上演，同時，身不由己地參與問題的制造中——那些學術表格是誰制訂的？那些評審各種表格的評審會的專家是誰？——這其實與在街邊目睹犯法，不去制止，反而主動參與，沒有兩樣。

對此，科學家們十分無奈，大家都是體制中人，因此，無法抗拒體制化的過程，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改革科研體制。這無疑是十分正確的。表格學術、功利學術，歸根到底，是由于行政主導的學術資源配置與學術評價體系所致。

但是，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從眾多科學家的觀點看，大家都在等待行政領導的良心發現，等待他們自動放權，這自然是好結局，可如果行政機構、領導不放權，那是不是就只能無奈接受并順從這樣的局面呢？并不如此。

以科學家們的表現來說，這么多的會議，有多少科學家在大會上嚴正反對過？在多少會議上，有科學家們是按照領導的意識，主動迎合，贊揚會議開得好、開得及時，開得讓大家很有收獲？也許科學家們說，如果在會上反對，在會上說出真話，自己就將失去課題，失去經費，影響到課題組，這個責任十分巨大。但違心迎合，這種失信的責任難道不大？助長不良風氣，讓學術氛圍日益混亂，這種責任大不大？而且，如果大多科學家真有學術操守，對事不對人，勇于說出真話，堅持立場，那種完全違背教育規律、學術規律的事，怎么能順利開展呢？更進一步說，如果科學家集體拒絕填寫這樣的反學術的表格，表格學術還有那么旺盛的生命力嗎？

我國的學術問題，演繹到現在，積重難返，我國科研體制的改革破局，我覺得不在于行政部門自覺地放權改革——這一點很難——而在于科學家們自身的學術覺醒，懂得學術尊嚴與學術聲譽的寶貴，在進行學術活動時，堅持學術底線。這其實就是學術權與行政權博弈的過程，只有學者們爭取學術權益，才有從行政權那里獲得學術權的可能。

熊丙奇（上海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