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作家謝朝平被陜西渭南警方從北京家中帶走，理由是"涉嫌非法經營"。謝朝平的作品《大遷徙》記錄了三門峽移民的歷史遺留問題，渭南地區移民是作品主角。出版后被渭南市文化稽查隊全部沒收，當地新聞部門和警方曾多次找出版方交涉。（9月1日《新京報》）

西哲有言，歷史就是重復昨天發生的事。從遼寧西豐縣委書記進京抓記者、到濟南天橋一官員要“叫新華網關閉”，再到伊春市某領導對記者們“你們要小心前途”的恐嚇，類似強權對公民安全的暴力恫嚇從未淡出公眾視野。“渭南警方進京抓作家”再次將這類惡劣行為升華到極致，引得一陣輿論騷動和民意洶涌。且不說作家謝朝平《大遷徙》一書的學術價值和心血灌注，也不論謝朝平本人的行為是否“涉嫌非法經營”，渭南警方進京抓作家這一決定行為本身就值得商榷和非議。而前后短短幾分鐘的“帶走”過程，處處充斥著戲劇變幻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以為，在一個強調法治的國度，崇尚法律，尊重真相，保障公民安全應該成為一種基本常識和底線價值選擇。

然而，縱觀渭南警方“千里跋涉”對謝朝平的“帶走”過程，絲毫看不到存有這樣的認知：先是以“人口普查”騙得家屬開門；未出具據傳手續（拘留證，逮捕證）就將謝朝平“銬牢”；雖按謝朝平的意思列出“查抄清單”卻并未留給家屬；最終在一句“涉嫌非法經營”的叫囂中中將人帶走。

稍有法律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以上種種做法都是明顯違背法律程序和法律意志的行為。短短幾分鐘的抓人過程將渭南警方目無法律、崇尚強權暴力的“執法性格”暴露無遺。至于那一句“涉嫌非法經營”看似警方抓住了證據，在種種荒唐做法的陪襯下，本質上卻是渭南警方本末倒置，“目不識法”，踐踏法律程序的真實再現。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新聞中透露謝朝平作為自費出版人，《大遷徙》一書是“打算‘送’一些書給移民”，并非營利性質的銷售。如此說來，在法理上謝朝平并不構成非法經營行為。而出版管理部門認為是雜志社沒有走審批程序，那是雜志社的問題，應該追究的是雜志社的直接責任。渭南警方的“長途跋涉”進京抓人不過是跑錯了方向抓錯了人。這應是何其荒唐，何其滑稽的一場鬧劇！

這幾天，著名“打假斗士”方舟子遇襲一事被吵得沸沸揚揚。可以推測，謝朝平的《大遷徙》一書由于記錄了三門峽移民的歷史遺留問題（渭南地區移民是作品主角），引起“渭南不高興”進而對其“特別關照”自在邏輯考量之中。我們感到唏噓和遺憾的是，為何說真話，揭謊言，記錄真相的人會一次次遭到來自強權的暴力和報復？

一個崇尚法治，尊重真知，活力向上的社會，首先應當是能夠保障公民安全，為公民提供安全感的社會。如果，我們中的每一個人因為寫一篇批評文章，發一段牢騷感想，寫一本揭露真相的書都會遭到難料的強權打擊報復，那么這個社會還有什么理由值得我們去憧憬和愛惜，寄生于如此語境中的人們又如何“有尊嚴地生活”？

所以，“渭南警方進京抓作家”，儼然已經不單純是一個新聞事件，其本身附著的強權對公民安全的恫嚇值得警惕和洞察。把它作為一個社會肌體切片進行研究，公權力越俎代庖，公民安全感流失，對事實真相一味掩埋的窘況裸顯無遺。如果不扭轉這樣的混亂狀況，不約束權力運行的制度軌道，不培育敢講真話，敢于揭露的土壤，社會必將人人自危。那時的社會才是最可怕，最危險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