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京報》報道，公民謝朝平8月19日下午被陜西渭南警方從北京的家里抓走。抓人罪名，警察只是口頭說了句“涉嫌非法經營”。此前謝朝平自費出版了1萬本紀實文學《大遷徙》，那是他三年的采訪成果，記錄了三門峽移民的一些歷史遺留問題，渭南地區的移民是作品主角。

大致了解細節，哪怕我們要認為這是針對一種可能的經濟犯罪，這樣的“針對”也很難被認為沒有問題。人被抓走，此事還在調查中。但僅僅只在“抓人”到“還在調查中”這樣一個時間段，已足以讓輿論漣漪四起。

跨省抓捕謝朝平，適于法律規范的表述應該是拘傳。作為強制未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點接受訊問的手段，拘傳程序本身有極其嚴格的規定。對公安機關而言，適用拘傳時，應當填寫《拘傳證》并經領導審批，執行時，應向被拘傳人出示拘傳證。拘傳謝朝平的偵查人員出示了工作證件，但沒有出示《拘傳證》，只是口頭陳述：“涉嫌非法經營”。口頭陳述不是憑證文書，如此輕率簡單的手續，難以被認為合法合規。

在渭南市文化稽查隊的處理中，《大遷徙》被定性為“雜志屬非法出版物”。按照出版過程，《大遷徙》是一期增刊。根據新聞出版總署《關于嚴格期刊刊號管理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增刊發行需要報批，而雜志社出版《大遷徙》時沒走這個程序。依此論，將之定性為“非法出版物”，算是有些依據。但僅僅因為程序上的紕漏而拘傳作者，難免讓人產生“執法過嚴”的聯想，況且對于“非法出版物”主要是行政處罰，事涉刑事處罰時，必須是犯罪事實與罪名完全匹配。

以“涉嫌非法經營”拘傳謝朝平大可質疑。1998年實施的《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關于出版、印刷、復制、發行，如果論以非法經營罪，至少要達到“情節嚴重”，也就是個人經營數額在5萬元至10萬元以上，違法所得數額在2萬元至3萬元以上。謝朝平如果涉嫌此一罪名，必然是其行為符合這些特征。然而，我們看到，按照謝朝平律師的說法，所謂非法經營是因為謝朝平自費出版了1萬本紀實文學，自費出版成了非法經營，理據上站不住腳。

或可引起注意的是，謝朝平本是打算“送”一些書給移民，“送”被記者打上引號。到底有沒有產生交易，謝朝平有沒有因為“送”而獲利，而且情節嚴重，難以獲知，但應當有更多信息。案件偵查階段，偵查機關或許可以“沒法說”，但面對輿論強烈關注和質疑，從以證自身行為合法合規出發，適時作出說明并非沒有必要。

另外，渭南方面先收繳了流傳到該地區的所有《大遷徙》之后，再要求山西《火花》雜志社證明該出版物的合法性問題。從程序上來看，脫不了為了阻止該出版物發行而尋找、羅織罪名的嫌疑。加諸一罪，再以證之，抓起來再說，這是絕難容忍的權力之惡，也是最近各類跨省抓捕案例所一再揭示的基本道理。

我們并非法律專家，不厭其煩關注執法程序和細節，不是鉆牛角尖，而是通過觀察一個公民的遭遇，體察我們可能會身處的某種境地——公民寫作、出版的自由會因為多么微小的細節疏漏而顯得脆弱。渭南警方看起來針對的是一起涉嫌經濟犯罪的行為，但其背后，卻不能不讓人產生豐富的聯想。拋開想象，僅從執法的嚴肅性，渭南警方也需證明自己的行為符合明確無誤的正義和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