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賄賂方式上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即從過去赤裸裸的權錢交易，逐漸轉為隱蔽性較強的性賄賂、信息賄賂、業績賄賂、感情賄賂等非物質化賄賂。”這是《官員腐敗出現新動向，性賄賂等非物質形式流行》一文中，反腐專家對腐敗研究的新發現。（8月23日中國新聞網）

說性賄賂、信息賄賂、業績賄賂是非物質賄賂三種類型，我想問的是，這是新發現的問題嗎？說是“腐敗新動向”，起碼有兩種情況：一是過去沒有的，現在有了；二是過去很少的，現在規模發展了。文中舉出的是1994年，貴州原省委書記劉方仁接受性賄賂的例子，就是說，這事情已發生16年了，怎么也不能說是“腐敗新動向”啊。

那么，非物質賄賂的出現和作為物質賄賂的權錢交易是什么關系？一種情況是，非物質賄賂的出現，部分地取代了物質賄賂的權錢交易；一種情況是，非物質賄賂是在物質賄賂的基礎上增加的賄賂形式。專家的文章分析，非物質賄賂的產生原因，是因為反腐敗高壓態勢使然。一些高級別、大金額、重量級的物質化賄賂受到一定程度的重創，被迫進行轉移。這是不對的。我不相信非物質賄賂是物質賄賂的轉移，除非你能說明有了性賄賂，權錢交易相應少了，或者能舉例證明某貪官只要情婦，不再收取錢財了。

我以為，研究反腐敗不需要圍繞腐敗的表現形式兜圈子，這對于反腐敗并沒有實質性意義，并且往往漏洞百出。例如研究出“59現象”，最后卻發現還有“39現象”；說“處級干部犯罪仍然高發”，其實處級干部的發案率并不高于廳級干部；我們提出來要注意“兩手干部”腐敗，卻不知道幾乎所有腐敗分子都是“兩手干部”。其實所有腐敗，無非是尋求升官發財玩女人，難道還能逃出這些終極目的？

我們研究反腐敗，只要牢牢抓住一個根本，這就是對權力的監督。對此，專家說的公開透明、輿論監督、分權制衡、民主選舉四條還是很正確的，或者再加一條財產公開，不過這些落實得還不很理想，推進力度很不適應人民群眾的要求，這也正是腐敗沒有得到根本遏制的原因。如果我們只是研究腐敗的種種現象，然后去研究對應策略，發現有性賄賂了，于是想辦法預防性賄賂，那很容易被腐敗分子牽著鼻子走。 江蘇東臺 殷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