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黨委系統19名新聞發言人上任已有一周；政府部門新聞發言人履職也近一年。記者調查卻發現，政府方面，65%的新聞發言人電話無人接聽；黨委方面，44%的新聞發言人電話無人接聽。即使是接聽了電話的新聞發言人，一半以上婉拒記者采訪（《南方日報》8月17日）。

這樣的“發言”現狀，可謂相當“冷清”，也相當名不符實。最近一個時期以來，新聞發言人制度進展迅速——不僅政府系統部門設立了新聞發言人，黨委系統也紛紛設立；不僅現實生活中不乏新聞發言人，網絡虛擬世界也出現網絡發言人。但與這種熱鬧的表象相比，新聞發言人的制度實質——充分、到位、及時地發言，以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并起到有效溝通政府與民眾之間信息聯絡的作用，從目前情況看仍未得到真正地發揮和兌現。

其實，現實之中，發言人的“不發言”現狀不止深圳，也不止“電話無人接聽”、“婉拒采訪”這幾種表現。比如，在許多地方，新聞發言人的發言一般都是簡單地“照本宣科”、宣讀“新聞通稿”；再如，不少地方有限的新聞發布會有越開越短的趨勢——缺乏與媒體、輿論互動、問答的環節。此外，在一些地方，新聞發言人制度甚至反過來成為阻塞官民之間信息溝通的道具——非發言人的其他官員常常藉此不再直面媒體輿論提問，而是統統都推給了其實不太容易接近的新聞發言人……

這顯然表明，要讓新聞發言人制度真正實至名歸，我們還急需進一步完善制度配套。首先，發言人發言與不發言的權責界限是什么，發言人該在何種情況下發言、發什么言、怎么發言等，都需要在法律層面建立起盡量明確、可操作的依據。其次，還必須明確新聞發言人在政府機構中的地位、角色身份，以及發言人與媒體、公眾之間的關系。

“群眾有權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溫家寶總理語）。顯然，新聞發言人制度正是滿足這種知情權利的重要載體和途徑，如果這一制度流于形式，頻繁出現“不發言”的局面，那么，群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也將無從扎根落地。 （張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