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有利可圖，總是有人會不擇手段地想去獲得，因此，欺詐與作假往往難以避免，但并非不能將之有效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如貸款所需的相關證明文件，一般來說都是由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出具，也只有他們，才具有出具證明文件與驗證證明文件真偽的權威和技術。這些證明文件的數據庫，其實完全是可以無條件共享或有條件地共享的——即任何政府部門或銀行等其他機構，只要通過一定的程序，或不用通過任何程序，就可以在數據庫里調出當事人的所有有價值的信息——當然，前提是必須有相關法律防止當事人個人資料的泄露，以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不會因此受到非法的侵害。信息的共享這在技術上并沒有多在的難度，只不過是打破了各有關部門之間條塊分割的管理模式罷了，卻大提高了證明文件造假的難度，而另一方面，也將大大節約當事人的交易成本，何樂而不為呢？

“趨利避兇”是人的本能，我不相信“以德治×”的各種倡導對于中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或公民道德素養的提升會取得什么實質性的成效。堵好制度漏洞，加強制度實施的有效性，以提高違法（或違規）的成本，降低違法（或違規）的動機，是構建中國社會的誠信體系和提升公民道德素養的最有效的手段——要有效減少甚至杜絕類似深圳清水河村村民“被貸款”事件的發生，有關部門恐怕也只能從制度的科學設計及制度的有效實施兩個層面來著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