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寒的《獨唱團》已經上市，我想買一本瞧瞧，但它在學校門口的小書店里卻并未現身，便只好去網上訂購。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說過，我是希望這本雜志能把文學性與公共性結合起來的，不過我也知道，在今天要想做到這一點也委實有些難度。《獨唱團》能否滿足我的一些期待呢？過兩天我就知道了。

既然沒辦法評論《獨唱團》，我就談一談韓寒現象吧。隨著韓寒的不斷言說及其影響力越來越大，對韓寒的封號也越來越多。此前我已見到“公共知識分子”、“意見領袖”、“公民韓寒”(《南都周刊》)、“韓寒就是當代的魯迅”(香港《明報》)等媒體說法，近來我又看到一些學者對韓寒的判斷或期許。比如，張鳴先生說：“就公共事務而言，別說官方，就是整個知識界，其影響力加起來都不及一個韓寒。”(《韓寒的影響力》)而崔衛平女士則把韓寒定位于“公民人文主義者”(《韓寒——公民人文主義者》)。

估計許多人能夠同意張鳴的判斷和崔衛平的定位，本人也不例外。但我更想弄清楚韓寒現象究竟意味著什么，他的言說與我們這個時代構成了一種怎樣的關系。

必須意識到，自由言說在今天是受到諸多限制的，這一點在傳統媒體(如報紙雜志)上體現得尤為明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也由于“把關人”必須履行自己的職責，思想出位者、話語越軌者的聲音便不大可能在傳統媒體上盡數傳遞。雖然作者與編輯共同努力之后，其言說經過種種“話語策略”的包裝或刪改也能面世，但那已是相對“安全”的東西。從這一意義上說，知識界確實不如韓寒具有影響力，因為知識界主要還是通過傳統媒體向社會發言，他們的言說事先已被不同程度消解。

當然也不能完全責怪媒體，知識界人士自身也需要負許多責任。張鳴說：“像我們這些經過‘文革’的人，無論怎樣，都會有些怕。怕什么呢？說不好，但就是怕。說話辦事，瞻前顧后。偶爾火壓不住了，話說得猛了點，就心里一陣悸動，后怕得要死。經過政治運動的人，有一種深入骨髓的恐懼，這也難怪。但是，作為80后的韓寒，顯然沒有這樣的顧慮。”這是從年齡或政治恐懼癥上考慮的結果。但除此之外，體制的“內”、“外”之分，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知識界人士絕大多數都在體制內求生存，謀活路，這一點已無須多言。而經過20年左右的適應與磨煉，“學院派”或“學院知識分子”大都已被“招安”。他們或者忙活于跑點晉升，或者汲汲于課題申報，成天緊張，終年辛勞，指望著換來著作等身，贏得業內名氣。不能說這種做法沒有意義，但長此以往，也強化了他們的專業意識，消磨了他們關注公共事務的熱情。而其中雖然也不乏公共關懷者，但他們有的遵從“言多必失”的前現代古訓，有的恭奉“怎么都行”的后現代理念，只在私下場合議論，不在公共平臺發言。何以為之？說到底還是涉及到“飯碗”問題：倘若出言不慎，便會砸了自家飯碗。知識界匯聚的都是聰明人，誰會干這樣的傻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