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剛放榜沒幾天，陜西一名叫張皎的考生拿到了自己意料之中的成績單：零分。根據他本人提供的成績查詢單，在陜西招生考試信息網上清晰顯示，這名考生的語文、數學、綜合、外語四門科目和總分均為零分。據張皎透露，高考時他在每份試卷前面都寫上“破釜沉舟不破不立 破而后立 不生則死”這十六個字，還有考號和名字。（7月2日《廣州日報》）

平時學習成績并不差的張皎故意考零分，按他自己的說法， “主要是因為不喜歡現在的教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可以看成是一種抵制和反抗中國現行教育體制的“行為藝術”。我不能不佩服張皎和頑固的體制對抗的勇敢，然而，卻也不能不說，他的這種勇敢或許只是一種近乎“無知者無畏”的勇敢——因為，他可能并沒有充分預料到這一“越軌”行為將給他的一生帶來什么樣的不利影響；或許，雖然預料到了，但卻帶著一種過于天真，過于“浪漫主義”的眼光去看待其在未來可能遭遇的種種困難。總而言之，和2008年高考故意考零分的云南人吉劍一樣，他“接下來的路將分外艱難”。

我自己的經歷就與張皎非常類似。當年，我是個自學能力相當強的學生，一心想當數學家。在讀初中時，我就自學了大學數學，能解常微分方程和偏微分方程，并能讀懂翻譯過來的愛因斯坦相對論的論文。當然，我其他各科的成績也相當不錯——在我們當地最好的學校里，一直名列前茅。因此，老師和同學們都把我看成是清華北大的苗子。而且，我基本上不聽課——由于成績很好，老師也不怎么在意。然而，到高二的時候，我突然有一天不想當數學家了，覺得年年歲歲一支筆一疊紙的生活太枯燥，想接觸更廣闊的生活，于是就想當記者或作家。那時正好讀了葉永烈的《人才成敗縱橫談》，里面講的全是那些自學成才的名人們的故事，本來對大學沒多大興趣的我越發覺得不讀大學也沒什么關系，憑自學我也一樣能成大器。在這種心態的指引下，整個高三階段，我都是在背唐詩中度過的。憑心而論，那段時間過得很輕松，很快樂。其實，我倒并不是要刻意地去反抗什么，只是隨心所至罷了。可一時的任性卻往往會帶來終身的惡果，很快，我就受到了高考的懲罰——為了“跳農門”，我只好讀了一所不起眼醫學院里的專科班，畢業后分配到故鄉小縣城的防疫站工作了十年。十年來，我一直手不釋卷地自學，但卻找不到一個可以一展所長的平臺。最后，為生活所迫，我只有選擇和現行的教育體制合作，在工作了十年后，不得不去參加研究生考試，重新融入體制，以改變自己的生存處境。如果我當初沒那么天真，且對我們的社會有著充分的認識，沉淪和掙扎于社會底層十年來所受的苦或許也就可以免了。那十年中，我所遭遇的一切，固然在我是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但若是人生可以重來，我倒寧愿選擇一開始就和體制合作，去讀一個像清華北大一樣的好大學，那么，二十多年后，我所可能成就的也許將遠遠勝過我當前所成就的。何況，這掙扎奮斗的過程中要經歷多少難以言表的痛苦和折磨。

每一個人都無法完全超越他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時代和社會環境。張皎的想學比爾·蓋茨固然無可厚非，但他首先要明白的是，他生活在中國，而不是美國。當代中國，存在著非常嚴重的系統性的、制度化的“文憑歧視”。如果不能獲得一紙文憑，或所獲得的文憑檔次不夠，不管當事人的學識有多么淵博或能力有多么強，很多向上流動的機遇都會將他或她拒之門外。就如現在的我，未必不能當一名優秀的大學教師，甚至一名優秀的博導，但只要沒有撈到博士的文憑，恐怕連那些三、四流大學的門檻都摸不到。何況，對于那些生活于社會最底層的社會資本嚴重不足的人群來說，教育幾乎是唯一的向上流動的通道。就拿我自己來說，經過多年的自學，我的能力和學識未必弱于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但在這種社會里，我永遠也不可能獲得和他們同樣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因為我沒有文憑，更也沒有一個有錢有勢的好爸爸。甚至到我終于拿到了一紙重點大學的碩士文憑之后，我仍然無法找到一個能讓我安身立命的工作——如果不是因為朋友的幫忙，我可能現在還同以前一樣地窮因潦倒。我并非不努力，并非沒能力，也并非不求上進，可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語境下，這一切優秀的個人品質并不就能保證我能獲得像比爾·蓋茨一樣地成功——甚至連僅僅只是讓我做一個普通的中產階段也困難重重。

異史氏曰，“高考制度多弊端，考個零分來出氣。螳臂擋車作笑柄，蚍蜉撼樹談何易。” 張皎反抗當前教育體制的精神固然可嘉，可付出的個人成本卻太大，而且對根本性的體制變革將不會起到任何有益的作用。張皎此舉或許會獲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可大多數人都會覺得他很傻很天真，并將這位“白卷英雄”的事跡當作茶余飯后的笑談。當然，張皎想要成為未來的比爾·蓋茨，或許未必沒有這種可能。君不見，咱神州大地上，多少大字不識半個的人照樣發了大財——但相對于中國巨大的人口基數而言，這種人畢竟只是少數，而且他們到底是憑什么發財的，背后的東西也很值得深思。至于張皎，最終很可能會被堅硬的現實之墻碰得頭破血流，或者雖然可能獲得小小的成功，但需付出百倍于常人的努力——而且，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后者往往恰恰是和體制合作而并非對抗體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