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區南口鎮原黨委書記張寶生，利用職務之便，將鎮政府持有的北京高苑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股份無償轉讓給他人，除收受對方150萬元現金外，還接受了5套價值336萬元的房產，檢察機關以受賄罪提起公訴，6月7日北京市一中院審理了此案，但未當庭宣判。（見2010年6月8日《新京報》）看來，官員的“房事”問題，應該引起我們高度關注了。

近年來，被查出的貪官中，相當一部分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在權錢交易中，除了大肆收受現金財物外，還擁有大批房產。如，北京市海淀區原副區長許樹迎收受他人價值人民幣約630萬元住宅5套，重慶市原司法局長文強擁有16套房產，原上海浦東新區副區長康慧軍24套，重慶市交警隊長陳洪剛26套，原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處處長陶建國29套……在房價高位運行的情況下，貪官一人擁有那么多房產，只能令居無定所的普通百姓瞠目結舌了。

貪官若靠薪水是買不起這么多房子的。那么，這些房子是哪兒來的？途徑無非有這樣幾種：受賄得來的，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規劃建設處原處長陶建國的29套房產，全部是接受開發商的賄賂；低價購買的，北京西北郊糧食倉庫原開發辦公室主任許繼仁，利用職權從開發商那以6.9萬元“購買”了兩套價值101萬元的房屋，實屬隱蔽性受賄；用贓款購置的，重慶市原司法局長文強的16套房產中，有的就屬于這種情況。這種腐敗行為，不僅敗壞了黨的風氣，也引起了公眾的不滿。

“房事”腐敗所以會滋生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客觀上看，住房市場化導致房產不斷增值。一些貪員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對房子趨之若鶩。擁有了更多的房產，不僅可以把他們的贓款洗白，還能夠通過炒房、出租、從事經營等以房生財；從制度上分析，官員家庭財產公開制度還沒有全面推開。只要能夠推行并真正實行陽光法案，讓官員的家庭財產公開、透明，就會有效遏制“房事”腐敗；從監督機制上看，官員住房等家庭財產監管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例如，有的貪官在許多城市擁有多套住房，我們還沒有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通過全國聯網，建立起官員住房登記、查詢制度，因此難以搞清楚官員住房的基礎信息，也無法實施有效監督。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形勢的發展，官員腐敗呈現隱蔽性、復雜性和廣泛性等特征，“房事”腐敗也是如此。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尹韻公建言，對當前官員住房情況，應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和清理，摸清情況分類解決。這不失為解決官員“房事”腐敗的第一步舉措，隨之則需要通過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和公開、建立有效的監管監管體系上下功夫。只有如此，才不至于讓官員“房事”腐敗之風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