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達到5000元將被立案追訴”，這是昨日網絡媒體上最熱的一條新聞，上萬條跟帖顯示了空前的關注度。

這多少有些讓人意外。其實，在由最高檢、公安部發布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只是公安機關經濟犯罪偵查部門管轄的86種經濟犯罪之一。這個標準有很多新意，其中48種案件的立案追訴標準是新制定或者綜合各種因素作了補充修改完善，如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增加規定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立案追訴標準，對逃稅罪立案追訴標準作了重大調整等，無不顯示了法律對社會變遷的及時因應，對打擊新的社會條件下的經濟犯罪具有強烈的針對性。

但媒體和網民卻主動選擇“一葉障目”，這是為什么？

這中間可能存在相當程度的誤解。大量網友質疑：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5000元就起訴，那公職人員呢？其實，以5000元作為起訴標準，在兩類受賄罪中并無二致，而且按照《刑法》，公職人員即使受賄額度小于5000元，如果性質嚴重影響惡劣，也在“應予立案”范圍之內。而從根本上講，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5000元即可起訴這個標準也并不自今日始。2001年，同樣由最高檢、公安部發布的《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的第八條即是：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或者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在5000元以上的，應予追訴。

除了誤解，網友熱情關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在于，本來很有現實性和針對性的法律，卻在局部與現實產生了疏離，而正是這種疏離感讓人驚異。這種疏離首先是“5000元”這個數字帶來的。受賄罪以5000元作為立案標準，始于1997年修訂的《刑法》，時間過去了13年，社會經濟均已發生深刻變革，標準也應與時俱進。法律與現實嚴重疏離司法實踐上必將難以操作。看得出，整個“立案追訴標準”意在密織法網，使經濟犯罪分子無所遁逃，這是必要的。但把“5000元”這個數字與社會現實對照，卻不得不說這張法網織得稍稍密了一些。法網過密就可能出現老子所謂“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使民眾輕陷于法。一旦如此則又會落入兩難：不依法執行，法律等同兒戲；嚴格執法，必將耗盡司法資源，顧小而失大。

網民對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起訴標準的質疑，還透露出一種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公職人員受賄行賄未得到有效遏制，又怎么可能談到嚴治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在中國，受賄罪主體從公職人員擴大到非國家工作人員有一個過程，也契合社會發展的現實，但無論就社會影響還是立法本義而言，打擊受賄最緊要的對象還是公職人員，要嚴治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也必須從嚴厲打擊公職人員受賄開始，其震懾力超過任何手段。而在打擊公職人員受賄中，如輿論所指出，卻存在著一種罪刑并不相當的現象。不僅《刑法》中公職人員“受賄10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這一條已基本成為具文，“5000元”的下限也早已被無數次跨越，涉案金額在數萬元以內的，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的處理亦屢見不鮮，一度使公眾誤以為，緩刑仿佛就是公職人員的又一種特權。

密織法網需要照應現實，否則也許經不住幾個追問：如果說對公職人員受賄的上述輕處輕判符合輕刑化的國際趨勢，原有的《刑法》條文應該修改，那么今天又何必進一步強化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5000元即起訴的標準呢？如果說之所以堅持這個標準，是因為公職人員受賄的起訴標準目前也未有變化，有必要讓兩類受賄罪保持一致，那么是否意味著當下這個標準并不會得到有力執行？（原標題：密織打擊經濟犯罪法網需要照應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