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是兩千多年前中國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孟子的社會和諧理論與哲學思想，但是直到人人曰盛世的今天，它還是多數人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去年9月，民政部曾在寧夏召開全國性會議，確立了“全省統一發文、80歲以上、按月發放”這三項高齡津貼發放標準，但時至今日，只有北京、天津、黑龍江、上海、云南、寧夏等六省（區、市）達到這三項標準。

為推進這項工作，醞釀了一年之久的《民政部關于建立高齡津（補）貼制度先行地區的通報》即將對外公布。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對《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我國在80歲這個年齡才建立高齡津貼，我們自己都覺得寒酸，全世界都沒有這樣搞的。”

一個社會的富裕幸福、祥和安定最終不是通過高樓大廈、車水馬龍和霓虹閃爍等的物質硬件來體現的，而是通過“幼有所教、老有所養”、社會自由、公平正義等制度性軟件來體現。

不論是高齡津貼，還是緊隨其后的60歲以上老人的養老、醫療保障，焦點和難點都在農村，尤其是遠離大城市的偏遠地區和農村。在嚴峻的生活壓力下，在史無前例的城市化背景下，中國傳統的孝道和家庭養老、土地養老模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2009年民政部公開的數據顯示，目前只有大約1%的老人選擇在社會養老機構養老，其他99%的人選擇在家庭養老。有研究表明，超過50%的子女對老人的態度是麻木的，“中國農村老人的自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

盡管99%的人選擇“家庭養老”，但在廣大農村，事實上大多數老人是“自生自滅”，因為多數青壯年進了城，很多基本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無人照顧，尚有勞動能力的老人則多數還要幫助照顧下一代。

中國的區域差別在城市化背景下，正史無前例地迅速拉大。計劃經濟時代，政府通過嚴格的戶籍限制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為工業和城市做原始積累；市場經濟時代，這種剪刀差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加速擴大：農產品價格上漲處于通脹的末端，但每每成為政府嚴防死守的對象，因此農產品價格與國際上的價格差距越來越懸殊；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低價征地、高價賣出”，農民向政府轉移的價值總額，據說已高達20萬億—30萬億元；第三，大量農村青壯年人口流入城市，人口流動帶動資金流動，偏遠地區和農村日漸衰敗。與此相應的是，人口流出地的地方政府也日漸“貧窮”。

單靠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單靠地方政府的努力已經遠遠不能保證養老的基本公平與人道。因此，對于推動養老等社會福利由補缺型向公平普惠型轉變，省級以上高層級政府應拿出更多的行動，需要全國性的統籌與公平安排。手中掌握大部分稅收的中央和省級政府，以及手中掌握大部分土地出讓金的城市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應該拿出足夠的份額，反哺農村、反哺人口流出地區的養老等社會保障事業。

我們應該建立起職責明確的、高層級政府承擔高層級責任的農村養老和醫保體制。不僅僅是寒酸的高齡補貼，對于現有60歲以上的農村老人，都應該由中央政府全面兜底，一步到位完成其個人無須繳費的、較低水平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較高水平以及60歲以下老人的部分，則主要由個人繳費和地方政府來承擔。

（作者為信孚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