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來，調查山木教育集團總裁宋山木的疑似系列性侵害案，每一個細節都讓筆者心驚。

權利的真空地帶

在我接觸到的多位投訴人的陳述中，宋山木都是將自己的女下屬，以打掃房子的工作任務為名，帶到同一所簡陋公寓中實施性侵害。

這些姑娘工作的企業看起來很 “正規”：在全國有二三百家分校，企業和負責人都有一定社會知名度；姑娘們集體住在深圳的山木集團總部宿舍里，讓家人更放心；并且，這是一家教育企業。然而，外人可能很難想象這些年輕的姑娘在這里的遭遇：數百條罰款規定、每天工作12小時沒有加班費，連體重也要被公司控制（要知道，她們是文員和課程指導，并不是走秀的模特），電話、戀愛情況也要被公司掌握，還遭受到總裁的變態性侵害。這既是對勞動者非常不公平，也是嚴重性別歧視的環境。

山木的員工絕大多數是來自外地，連在深圳已經站穩腳跟的新移民都很少。這些年輕人出校門的時候，沒有進行任何勞工權益和自我保護的教育，來到人生地不熟的深圳，勞動保障部門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關心過這個群體，這導致她們的生活只是公司、宿舍兩點一線，缺乏社會網絡，也對自己遭受侵犯時可以求助的機構一無所知。

應該反思，當這些初入職場的年輕人面對職場性騷擾和性侵犯時，社會何以沒有向她們提供任何防范與支援？當她們不得不在接受“潛規則”和失去第一份工作、甚至失去生命的恐懼之間抉擇的時候，法律和制度何以讓她們沒有任何說“不”的機會？

即便她們準備站出來報案，公權力機構也不一定都能提供溫暖和支援。雖然總體看來，在這個案件上，深圳警方辦案非常有效率，但報案者羅云還是遇到過個別警察在進行詢問時，以自己的成見介入，對羅云表示，宋的口頭威脅“不構成脅迫”，并不斷質疑羅云的陳述。這不單單是警察個人的不足，也是我國在相應領域立法滯后導致的后果。

亟待立法有效懲罰性騷擾

宋山木案并非普通強奸案，而是典型的職場性騷擾-性侵害，比起那種陌生人之間的性侵擾，個人更加難以防范和抵抗這種職場性侵擾，因為職業是大多數人必須面對的，職業發展的機會，也是大多數人生活的支點。

對于職業領域的性騷擾和性侵害，眾多國家和地區（包括發達地區和發展中地區）都進行了細致、可訴的立法。立法的出發點，是保障平等就業機會和提供勞動者安全的環境。但到目前為止，我國法律對性騷擾明確作出規定，只是在《婦女權益保障法》中，而這部法律的倡導性多于強制性。到現在為止，國內就職場性騷擾而起訴的案件中，沒有以“性騷擾”為案由立案的，因為最高法院的立案案由中并沒有“性騷擾”。

由于缺乏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等程序上可操作的規定，國內的性騷擾案件除了對當事人造成嚴重傷害的，基本上以證據不足而敗訴；而勝訴的案件，多是損害后果嚴重的，如貴陽某供電局女員工訴上司以解雇來脅迫猥褻的，是史上最高的賠償額——三萬多元，但當事人已經患上精神分裂癥，賠償與損害仍不成正比。

法律上的風險和成本極低，這就是宋山木這樣的上司，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女下屬實施侵犯的根本原因。讓人憂心的是，在我的報道“山木王朝”發表后，不少朋友發來信息，表示企業掌門人對女員工性騷擾、性侵犯廣泛存在，還有人指名表示“某些企業”也跟山木公司類似。在本報讀者投票中，2743名、占85.99%的讀者認為“國內公司下屬被上司潛規則現象很常見”。

中華女子學院曾經做過3000個樣本的調查，結果顯示，性騷擾約三成發生在工作場所。由于這種性騷擾取證困難，法學界曾經建議在反性騷擾的相關立法、司法解釋中明確和強化雇主的責任，以減少職場性騷擾的發生。

以宋山木案為例，羅云等受害者不僅有權因受到宋山木個人的侵害而追究其個人的責任，也應有權利向雇主山木集團求償。山木公司沒有提供給員工一個安全、尊嚴的工作環境，并讓她們遭受了嚴重的生理和心理傷害，如同企業應該但沒有做好勞動保護，因而讓員工遭受工傷一樣，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規定雇主責任并非遙不可及。先且不提歐美國家的公司可能為性騷擾官司做出巨額賠償，我國臺灣地區近年來進行《性騷擾防治法》的立法工作，規定了職場性騷擾的雇主責任：如果機關、部隊、學校、機構等處理機構內的性騷擾事件有不當作為，則應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大陸也有大量外企和跨國機構，內部也按照國外的慣例，設置了性騷擾的內部投訴和處理機制。在被撤銷前，北大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也在協助企業內部建立性騷擾防范機制方面做出了有價值、可操作推廣的實踐。

這都是可以復制和進行立法強化的經驗，不僅僅是對員工的保護，對企業的社會聲譽和經濟利益，也是重要的保護。

（作者系《南方都市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