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債務危機頻頻爆發之際，國內日漸膨脹的地方政府融資規模引發了一場激辯。日前，高盛發布了中國已成“負債”大國的報告，認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或將成為中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爆發點。對此，國家發改委徐林日前表示，雖然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值得高度關注，但“不認為這有現實的風險爆發可能”。

事實上，雖然爭辯雙方各執一詞，但均對地方政府債規模聚集迅猛的現象表示認可。在中國，地方政府負債“法不容而實不止”，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癥結浮出水面，由此滋生的金融風險不容小覷。對此，我們在呼吁改革國內財稅體制的同時，一套針對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的規范亟待出爐。

值得一提的是，本輪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之一就是潛在債務危機的顯性化。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皆因債務償還受挫而來。數據顯示，2009年末中國國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余額為7.38萬億元，同比增長70.4%。可見，國內地方政府實際負債規模龐大且增長迅猛，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大都憑借土地等國有資源和資產作為抵押擔保。在當前房地產調控的疾風暴雨下，如果土地出讓收益出現縮水，這些信貸抵押資產的質量有可能打折扣，最終直接導致地方債務危機的顯性化。市場對于地方債務風險的擔憂就在于此，而近期的房地產調控政策顯然會加劇這種擔憂。

更為關鍵的是，地方政府負債本身是有悖法律的，現行《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由此，地方政府目前公開的融資變通做法有二：其一是由財政部代地方政府發行債券，即地方政府債；其二是通過“出租地方政府信用”來發行城投債。究其原因，一是地方政府體制內的財權偏小。經過上世紀90年代分稅體制改革，“事權向下，財權向上”已成為當前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財稅體制上的客觀寫照。據測算，目前中央政府控制了50%以上的總預算收入(相當于GDP的10%)，但它所控制的總預算支出不到1/4(相當于GDP的4%-5%)。由此，地方政府則以較少的財政收入承擔了更多的公共事務責任，除了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積極搭建融資平臺就成為它們的必然選擇。二是在于市場內生增長動力缺失導致稅源不足。《投資者報》一項新近的統計數據顯示，在A股市場全部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992家國企的平均稅負僅為10%，但同期民企的平均稅負卻高達24%，這表明民企稅負遠遠重于國企。盡管國有資本占據了經濟比重的大頭，卻可以享受到種種稅收優惠，而大量的民營經濟稅負雖高，但始終在政策扶持范圍之外，并因為高稅負進一步遏制了發展空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這就從根本上影響了地方政府財稅收入的來源，制約住地方政府債務清償能力。財稅收入來源的不穩定，必然導致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隱患重重。

財稅體制改革并非能夠一蹴而就，但地方政府融資則急需得到合理規制，針對目前已有的融資渠道制定相應管理規范刻不容緩。以國際上較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債為例，由于國內定價機制的缺失，加之發債區域側重于經濟發展狀況不佳的地區，地方政府債券在本質上只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的變形而已，并沒有發揮出地方政府債券應有的金融創新作用。以此觀之，有關部門應對此作相關改革，設計以合理資金保障為來源的市場化地方政府債體制，此為重新“分蛋糕”之舉。此外，針對鼓勵民營經濟的政策更應真正落實。上周，民營經濟“新36條”出臺，市場各方基于“舊36條”的落空，同樣擔心新政策還會遭遇“玻璃門”和“彈簧門”。而在筆者看來，“新36條”意味著調控部門正在反思既有的發展思路，畢竟依靠國資“保增長”的路徑不可能持久，市場內生活力才是增長之本。只有民營資本真正興旺發達了，地方政府擁有了穩定的財稅收入來源，才能夠從根本上緩解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此為“做大蛋糕”。以此邏輯而言，“新36條”再度落空的概率極小，否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最終的爆發將難以避免。

地方政府債務之于中國經濟穩定運行，就好比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穩健地釋放出其中的火藥，才能夠最終避免風險的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