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河南人趙作海在被判“死緩”服刑近11年后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無罪釋放，并獲得國家賠償65萬元，相關責任人也將被依法追究（5月13日央視新聞）。之所以趙作海被無罪釋放，是因為11年前被他“殺死”的“被害人”趙振響失蹤多年后突然又回到了村子里。原來趙振響壓根就沒被誰“殺”過，是他自個兒跑出去流浪社會了，趙作海根本就是無辜的、清白的！
　　
　　一個原本全然無辜的人“被殺人”進而“被坐牢”10余年，在鐵窗中耗費大好青春年華，并落得個妻離子散，而他的名譽清白最終要靠“死人復活”來證明與還原，真是充滿了悲情劇色彩，如舊時公案小說般曲折離奇，同時也極具偶然性，其概率不會比中千萬彩票大獎高。依賴“死人復活”的奇跡來洗冤，慶幸中溢滿苦澀，難怪趙作海在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表達其被無罪釋放的心情時會說：“最悲慘、最高興”，真是叫人唏噓！在啼笑皆非之余，人們不禁追問：為何一個好端端的人的清白需靠“死人復活”來證明？難道司法正義要靠“死人復活”來實現？
　　
　　某些司法人員玩忽職守、違法辦案自是難脫其咎，由此追究司法人員的法律責任也理所應當。但追根溯源，問題的實質還在司法人員違法辦案的背后——我國刑事訴訟的機制在一些地方運轉失靈，一些沉疴痼疾遲遲未除。這才是司法人員違法辦案的根本原因！
　　
　　我國刑事訴訟基本路徑是公安偵查、檢察起訴、法院審判，共同打擊犯罪，維護穩定。按照刑事訴訟法，公檢法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準確有效地執行法律。但司法實踐中，往往配合多于制約，有些地方還會在領導協調下公檢法三家“聯席辦案”，更是步調高度統一。輿間有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一些地方公檢法的關系：公安是“做飯”的，檢察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如此，在“偵查中心主義”主導下，公檢法“一條龍”，“流水線作業”，檢方、法院一起將警方的“半成品”打造成“成品”出爐，并未充分有效地發揮出法律預先設計的三方互相制約、監督的程序功能，難免導致“將錯就錯”甚至“錯上加錯”的后果，從而釀成冤假錯案。
　　
　　而一些地方“命案必破”的固有思維模式往往與當局盡快打擊犯罪、安撫受害人親屬、維護地方穩定的良好初衷事與愿違，在急功近利心態下反成為冤案之源，真的是很“要命”。俗話說“人命關天”，大凡一地出了兇殺命案，那可是關系一方社會穩定大局的大事，在“民憤極大”、受害者親屬上訪鬧事與地方領導希求“維穩”而限期破案的重重壓力下，“命案必破”勢所必然，由此出現警方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再正常不過，否則無法交差。
　　
　　大多數情況下，警方的刑訊逼供，都是鑄成冤案的關鍵一環。一個全然無辜的人，如何能作出與現場情形完全吻合的供述來？一個無辜服刑坐牢的人，如何連申訴喊冤的念想都不敢有了？自然全賴刑訊逼供和威嚇之功。當初趙作海就是在警方“坐啤酒瓶，喝辣椒水，困了就在頭頂上放鞭炮”的待遇下，才不得已“供認”殺人的！而檢、法兩家在當地政法委組織的專題研究會“該案符合起訴條件”的決定推動下，順坡下驢，將警方的冤案“半成品”一步步打造為冤案“成品”出爐。如果不是“死者”趙振響的突然“生還”，一起“冤案”就真的成了“鐵案”！“被磨得沒有想法”的趙作海很可能還要繼續在大牢中熬上十多年。
　　
　　雖然冤案是司法史上無可避免的伴生現象，雖然不能將十年前的冤假錯案全都歸咎于目前的司法環境、體制和機制，但“趙作海案”的確也給當前的司法建設提供了重要警示和參考，即必須嚴格貫徹公檢法分工負責制約監督的法律規定，摒棄“偵查中心主義”，堅決落實“疑罪從無”、“非法證據排除”的刑事訴訟程序原則與常識。
　　
　　在趙作海案中，只要檢方始終秉持法律監督機關職能，退回偵查不予起訴，法院堅持“疑罪從無”而非“疑罪從輕”的審判原則，做到嚴格把關，就可對公安機關違法辦案進行有效監督糾錯，避免冤案產生。正如河南高院張立勇院長所言：這起案件有很多疑點，卻出現了這樣的判決，3家辦案機關都是有責任的，是沒有堅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原則，也沒有堅持疑罪從無的原則。
　　
　　刑事訴訟中，即便公安把“飯”做得再好再香，檢方也不能“照端”，法院也不能“照吃”，原因無它，就在于要真正發揮出公檢法三方分工負責制約監督糾錯的司法制度功能。與此同時，要加強人大監督、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還要擴大并切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訴訟權利，適當平衡控辯雙方力量，以權利制約權力，從而最大限度避免冤假錯案。法治國家，司法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重要依托與最有力保障，“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溫家寶總理3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中外記者時說），社會穩定要以社會的公平正義為前提，一個缺失公平正義的社會是沒有希望的。我們要以設計完善并運行良好的司法制度、訴訟程序來實現社會正義，而不能讓正義靠“死人復活”來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