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高速發展，大學財源茂盛，實力大增。美國的高等教育幾乎成為全世界的榜樣。但在美國國內，貧富分化日益嚴重，高等教育費用不斷上升，越來越難以為普通百姓承受。教育本是創造社會流動的最有效手段，可美國的高等教育在不斷追求優異的同時，則有喪失這一功能的危險。美國的大學，特別是名牌大學，究竟"是特權的堡壘，還是機會的引擎"？高等教育將塑造一個什么樣的社會？

在深刻的教育危機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平等與優異》一書于2005年出版，次年即獲美國教育研究協會的優秀圖書獎。領銜作者WilliamG.Bowen是美國高等教育界當之無愧的領袖，1972年年僅39歲就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1988年卸任后出任梅隆基金會主席（至2006年）。此書及同由Bowen領銜撰寫的《跨過終點線：在美國公立大學中完成學業》一書，前者重點考察精英大學，后者把重點放在公立大學，兩者相加，大概構成了迄今為止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現狀與未來最全面的評估。

中國的高等教育也經歷著史無前例的轉型。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大學開始了急劇擴張。本世紀初又掀起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風潮，納稅人的錢滾滾流入幾所名校。但是，高等教育質量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再加上大學結構失調，導致大量大學生失業。另外，許多大學已負債累累、瀕臨破產。大學的教育費用越來越難以為普通家庭所承擔。大學不但沒有推動社會公平，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一句話，中國的高等教育陷入了深重的危機。

在最近十幾年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中，"美國范本"頻頻被引用作為各種改革、"工程"的依據。然而在這樣的"學美熱"中，美國高等教育的目標、制度、政策經常被誤解或曲解。Bowen主持撰寫的兩本書，則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美國范本"。

平等與優異沖突嗎

在美國獨立戰爭前夜，作為美國前身的13個殖民地僅有750位在校大學生，那時讀大學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到1940年，美國的研究性大學崛起，正處于趕超歐洲一流大學的過程中，即使如此，25歲以上的美國人中也僅有4%左右完成了大學學業。到2002年，這個比例則超過了25%，其中在25～35歲的人口中，有39%接受了大學教育。歷史的曲線非常清晰：大學正從精英走向大眾。

當精英的機構大眾化后，大學教育還能保證其優異的質量嗎？這次對美國高等教育全面評估得出的結論是：平等和優異并不沖突，而且能夠相輔相成。理由有如下幾點：

第一，大學要培養精英，就不能讓那些有精英素質的人因經濟條件的限制而進不來。美國建國之父杰佛遜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美國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自然貴族"。所謂"自然貴族"，是相對于當時歐洲的"世襲貴族"而言。杰佛遜曾說，歐洲的那些國王，其素質到了美國連當個小鎮長也不夠格。在美國，一切靠能力而不是家門。大學選拔人才，應該純粹根據能力、超越學生經濟條件的限制。

如果我們把競爭上大學的生源作為分母、把大學生人數作為分子的話，就會發現：在整個美國歷史中分母比分子增長得快得多，大學的選才因此更精。通過各種測試證明，美國大學生的智商，隨著大學的普及呈上升趨勢。早年的哈佛和耶魯，主要在新英格蘭的幾個貴族寄宿學校中招生，不過是地方大學而已，富家子弟想上的幾乎都可以上；如今則成了世界名校，錄取成了全球的競爭。現在常青藤學生的智商，是一二百年前那些"富裕而愚蠢"的學生所難以想象的。

第二，美國社會的發展水平對其高等教育規模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美國的產業不斷向高端升級，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蓬勃興起，甚至制造業也有白領化趨勢，這樣，大學必須使人口的大多數成為"勞心者"。但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以25～34歲人口中的大學生比例來比較，1991年美國為30%，僅居芬蘭(33%)和加拿大(32%)之后，但到了2002年，加拿大(51%)、日本(50%)、韓國(41%)、新西蘭(40%)、挪威(40%)的大學生比例都超過美國(39%)，其他歐洲國家與美國的差距也在迅速縮小。美國在高等教育普及方面失去領先地位，并不是大學的質量和數量跟不上需求，而是因為義務教育相對落后，供應不了足夠的生源，而義務教育落后的一大原因，則是教育的不平等。

第三，一個優異的大學，必須在其教室內外都保持多元性。精英大學培養的未來社會領袖，當然要了解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角落，因此，多種族、多文化、多階層的融合，應該是美國大學的基本使命。大學就應在多種階層招募人才，以更好地反映社會。

第四，一個參與型的民主社會，要求大多數公民具有良好的教育、把握豐富的信息，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審慎的決策。如果教育資源僅被少數人占據，民主制度就會發生"參與危機"，進而威脅到民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