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事業單位中最大的兩塊，教育和醫療，我則認為必須區分公立教育、醫療機構與私立教育、醫院機構。公立機構人員待遇理應公務員化，私立機構人員則應社會化。從“官本位”的現實來說，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確實等同于貶低教育。因為“官本位”本身帶來了社會評價機制的扭曲，行政級別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話語權與諸多現實的利益。中國亟需改變的，是還原正常的權力，提高權力的風險、匹配與權力相當的責任，降低權力的含金量。這樣的“脫官帽”應在立法、司法、行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社會組織中同時進行。而不是僅僅要求事業單位“脫官帽”。

一個和諧健康的社會，應是一個行政、社會和市場之間良性互動的社會。32年的改革開放，其目標正在于“把屬于市場的還給市場，把屬于社會的還給社會，把屬于行政的留給行政”。作為字面上的“官員”，其實也存在于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之中。行政權是公權力，社會權同樣是公權力。但在中國語境中，“官員”一語實則是“強權”與“鐵飯碗”的代稱。中國的社會轉型，就是要改變這一扭曲的指代關系。當權力無法濫用也無法專橫時，也就不需要“去官帽”了。那個時候，有中國特色的“事業單位”也將隨之消失。我的這一描述似乎有點“烏托邦”，但既然現實中的“事業單位改革”本就是“烏托邦”，為什么我們不能想得更遠，更好，更合乎邏輯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