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員法院法官馮繽的妻子在該院當了10年后勤工人，孝感中院不按勞動合同法與其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并將其辭退。為幫妻子維權，馮繽對孝感中院提起訴訟，未獲支持，他穿著法袍到省高院和最高院上訪，要求法院依法立案、審理。（4月18日《華西都市報》）

法官穿著法袍到上級法院去上訪，這個帶有某種“黑色幽默”意味的苦澀故事，不由得讓人想起年初媒體披露的另一個同樣苦澀的故事：廣西桂平市原信訪辦主任吳宗明，因為自己的房子被強制拆遷，走上了漫漫的上訪路，近兩年時間過去了，他的信訪訴求仍然未有基本滿意的結果。

可以想見，吳宗明在信訪辦主任的職位上干了三年，對中國信訪制度的運行狀況應當有深切的了解，也難怪他得出了“上訪無用”的結論。但當他遭遇不公求告無門之時，他也作出了與其他許多百姓相同的選擇上訪。明知“上訪無用”卻被迫上訪，在吳宗明那里，大約除了像許多上訪者那樣懷有對 “奇跡”的期待外，更多的是一種“死馬當活馬醫”、知其不可而為之式的徒勞。

與吳宗明相比，馮繽的遭遇其實更讓人辛酸。近幾年來，一直有人在宣講“信訪不如信法”，認為在法治社會，絕大多數矛盾和糾紛的處理都應當納入法治的軌道，百姓有什么冤屈，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應當通過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而不必將大量時間和精力用于上訪。乍一看，這種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既然依法都可以治國了，依法還不能解決老百姓遇到的具體問題么？身為地方中級法院的法官，馮繽對這個道理只會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體會和認同，誰能想到，他最終還是放棄了“信法”的努力，轉而加入“信訪”的隊伍他身上的法袍除了證明他的公職身份是法官外，并不能改變他在上訪時的“上訪者”身份。

現行信訪制度中有諸多問題足以佐證 “上訪無用”論，比如，信訪部門負責接待信訪，卻沒有解決問題的職權，職能部門具有解決問題的職權，卻可以對信訪部門轉過來的辦理意見不予理睬。又比如，群眾的問題在基層得不到解決，跑到省市、中央去上訪，省市、中央將問題批轉回基層，要求基層妥善解決，但基層若能妥善解決，當初群眾又何至于上訪……

老信訪辦主任吳宗明選擇上訪，身穿法袍的法官馮繽也選擇上訪，由于法治基礎薄弱，法律公信力欠缺，人們更愿意 “信訪”而非“信法”；然而“信訪”本身問題多多，乃至上訪成為“無用”，遂使“信訪不如信法”成為邏輯的選擇，但“法”之信用不彰，又使“信法”大為不易。當務之急，惟有深入推進包括司法體制改革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夯實法治基礎、增強法律公信力作為突破口，使馮繽、吳宗明們以及更多普通群眾都能真正“信法”，才有望走出上述“信訪”與“信法”兩不靠的死循環。 潘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