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南方周末》頭版報道《拆出了人命的地方，官員果然個個還在》引起了強烈的輿論反響。報道的內容，比標題更加觸目驚心。其中一些拆遷中的自焚和活埋案件，并沒有像唐福珍自焚案一樣受到媒體的強烈關注，人們只是在概念上模糊地知道，近一兩年來強制拆遷造成的官民沖突非常普遍，而且對抗程度很強。現在案件一一列舉出來，才真的明白事態嚴重，拆遷造成自焚和活埋的慘烈事件，已經如此頻密——— 去年10月以來，媒體曝光的案件至少已有6樁！沒有自焚、沒有活埋、沒有自殘的拆遷對抗事件，到底有多少起，是不是每天都在發生，讓人不敢去想。

拆遷拆出了人命，這已經令人憤怒，沒有官員因此受到懲罰，這簡直令人絕望。不管法律和政策的條文是否真的可以為相關官員辯護，以民眾樸素的邏輯去看，拆遷拆出了人命，就說明執法者殘忍沒人性；執法者喪心病狂，其上級責任難逃，要么是管理不當，要么根本就是默許、暗示甚至指示。再有，拆遷與GDP與地方官員政績之間的關系，也是人所共知，急功近利到了拆出人命的程度，怎么可能只是個別執法人的問題、怎么可能只是執法過程中的技術問題？相關官員的責任怎能撇清？

拆遷出人命，官員要受罰，這不僅僅是因為要平息憤怒、追究責任，更重要的是懲前毖后。事實上，近半年以來拆遷命案發生得如此頻繁，正是證明了一些地方官員無所忌憚。可以推斷，唐福珍事件的后續處理，必定在一些官員心中造成了負面的示范效應，甚至某種激勵——— 自焚如此慘烈、媒體如此關注、民眾如此憤怒，又如何？相關官員安然無恙。其后5個月中，竟然又發生至少5樁類似案件！如果金牛區區委書記被免職并不再錄用，后果又會如何？

現在看起來，也許有些官員心中篤信另外的邏輯：拆遷拆出人命，官員官位穩坐，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或許自焚慘案同樣可以減少，因為自焚傷害的只有自己，既不能維護權益，更不能換來公正，魚死網還在，以后也許不再有那么多人以雞蛋碰石頭。這種邏輯首先是冷血的，其次也是有漏洞的。因為當拆遷戶做出自焚或活埋的舉動，他們已經不是受理性支配的人，他們這么做甚至未必是為了保住家園，更大程度上只是在那一情境之中被強烈的不公正感、被欺辱感所激怒。不管先例如何，那樣的情境高頻率地重復下去，難免還要遇見剛烈之人上演慘劇。

如果前述冷血邏輯成立，如果目前這種漠視自焚的方式能夠減少自焚，那其實只能證明正在發生更加可怕的事。民眾暫時放棄對抗、服從強權、默認自己的無能、吞咽自己的憤怒。這憤怒不被表達但不會消失，而會累積。沒有比這更加令人不安的事。實際上，最近一年左右，民眾抗議事件頻繁且時有升級趨勢，這并不證明民眾權利意識覺醒，而是證明相對溫和的維權途徑、民眾與政府之間和平有序的溝通方式正在失效。可以為這一判斷做注腳的另一個事實是：媒體的曝光、輿論的壓力、民眾的情緒，這些一度可能對官員造成壓力的社會力量，這些一度成為維權民眾試圖動員的力量，慢慢地變成了社會自我宣泄的方式，相關官員越來越傾向于不理會，正如有些地方漠視拆遷戶自焚。

拆遷出人命的官員安然無恙，拆遷不力的官員官位難保。報道的后半部分所講述的現實令人無法回避。這是官場升遷謫貶的邏輯，這也是上級意志的傳遞。拆出人命的官員之所以能夠保官甚至升遷，其背后的原因，與其繞口說是“問責主體與問責對象關系過于緊密”，不如直白說寧可拆出人命也要拆得高效正是執法人的上級的上級的隱秘意志。這一邏輯的揭示是令人感到震撼的。在過去很多年，受了委屈的民眾總是指望通過越級告狀找回正義，一個官員做錯了事，受害人上訪或者向媒體爆料，最終的期待都是上級官員或上級政府出面主持正義。雖然這條路成功的幾率越來越低，成功的難度越來越大，但這始終是一條化解基層官民矛盾的渠道，而且是中國模式下最和平最守法最良善的渠道。只要這條渠道還在，就說明民眾依然非常信任政府，溝通緩和矛盾的可能性就還在。請基層官員及其上級珍惜民眾的這份信任，記得主持公道，給民眾留住這條“告狀”的路，留下“講天理”的希望，留下官民理性溝通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