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臉上至今還留著傷疤的環衛工人劉瑞英，如今依然會在早上5點鐘就出現在南平的文體路上。在南平有關部門公布的“3·23”特大兇殺案見義勇為名單里，實驗小學學生應某某的家長應長余、實驗小學保衛人員陳仕營、實驗小學教務處副主任甘貴平、城管大隊副大隊長游欽章等四人都名列其中。“但那位第一個趕到現場救出了3個孩子的環衛工人呢？為什么要漏掉她？”許多人都忍不住這樣問。據有關人士介紹，認定見義勇為名單的依據是根據當時校門口的監控錄像，——“劉瑞英沒有出現在錄像上。”（據3月28日《羊城晚報》）

“見義勇為名單的依據是根據當時校門口的監控錄像”。首先我個人覺得，這是一份不夠完整客觀的名單。不可否認的是，“監控錄像”可以給很多事件帶來意想不到的取證依據。但是，人類的靈魂是靈活的，監控設備只能是呆板的工具。在取證的過程中，僅憑監控設備遠遠不夠。為什么說監控設備很“呆板”，從監控設備的技術角度來講，即使是360度的監控攝像頭循環來回抓取畫面，但設備始終也只能是處于同一水平線上的360度監控，攝像頭依然存在死角，從而也就無法捕捉監控設備視野以外的畫面。所以筆者認為，這是一份很不完整的取證依據，劉瑞英沒有出現在錄像上。是否就沒有參與見義勇為緊急營救？這是一個無法僅用監控攝像畫面就能判定的事實。

“劉瑞英沒有出現在錄像上”，監控錄像只能提供是參考性依據，在存在一些監控盲區的情況下，對見義勇為的認定，為何不能結合監控畫面結合事件的發生時間點尋找更多的目擊者或采集公眾（學生）可提供的更多信息，最終綜合考量見義勇為的認定，僅憑監控攝像畫面就草率結論。無論是從監控設備的技術上，還是從對事件見義勇為認證的程序和手段上，都是無法公允的取證事實。

當然，筆者并不是說，環衛工人就一定要非評個“見義勇為”的榮譽不可。我想，環衛工人對這個稱號也不太感冒。“我是隊長，要以身作則了”，多么簡單而樸實的幾個字。令我有些質疑的是：既然，認定見義勇為名單的依據是根據當時校門口的監控錄像，而環衛工人沒有出現在錄像上。那么，環衛工人左臉上還留著的傷疤是怎么來的？據《羊城晚報》報道，這是環衛工人在保護3名小孩時留下的傷疤。從另一層面上講，環衛工人也是“3·23”受害者，也是案件的目擊者，相關部門有沒有采集這一重要線索和信息？但是，“見義勇為名單的依據是根據當時校門口的監控錄像，——劉瑞英沒有出現在錄像上”這句話，難免令我們對相關部門處理“南平”事件的細節產生質疑。

“驢糞蛋子表面光”，每一個時代都會不斷涌現一些道貌岸然的公允，往往會用一些冠冕堂皇的語言來掩飾某些虛偽和茍且的習慣。而那些靈魂逐步腐化，逐步萎縮的人，已經開始慢慢從骨子里開始厭惡真實，就好比一個丑女人對鏡子的厭惡。然而，不經“解構”的監控錄像又如何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