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越是在民眾的心靈受到震撼和創(chuàng)傷的時候，來自政府公權方面的道歉、哀悼或者其他深深體現人性本色的言行，就越能讓公權本質與民眾認同產生共鳴，越能撫慰和化解民眾心中的積怨、傷痛或仇恨。1970年12月7日，大雪紛飛，當時在波蘭進行訪問的聯邦德國總理勃蘭特，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在敬獻花圈后突然下跪并祈禱:“上帝饒恕我們吧，愿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正如世人所言，不必這樣做的他，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有這樣做的人下跪了。你可以說他是在作秀，你也可以說他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總之，就那樣一個簡單的動作，不僅為整個德國在二戰(zhàn)的罪行做了最大的救贖，也極大地消融了德國與猶太人之間的積怨，歷史因此而前行了一大步——— 在很多時候，道歉并不代表你個人真的錯了，它只是一種姿態(tài)，體現出你所代表的政府勇于擔責，用一種最質樸的人性本色完成與民眾的擁抱；哀悼不僅僅是哀悼，更是一種道義和義務，體現出你所代表的政府，悲人民之所悲，痛人民之所痛，從而完成政府公權與人民的心靈相通。

公權是一種權力，一種公器，一種組織，但它一定帶有濃烈的“人性前綴”，無論從何種角度而言，它必須完全地、時刻地為民眾利益福祉服務，民眾的任何一種重大創(chuàng)傷，從本質而言，它都負有一定的責任，無論間接的還是直接的，無論政治法律的還是人性道義的。

期待不久之后，南平市有公仆能站出來，向13位受害者及家屬，說一聲“對不起”，當你那一刻低下頭顱時，身后的政府卻更為高大；期待不久之后，南平市有公仆能站出來，向八位夭亡的孩子表示哀悼，當你那一刻情感低垂時，身后的政府卻更讓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