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日本政府嚴格要求企業對勞工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終身雇用制”的方式，確保農民進城后不會因失業而陷入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農民在失地后再失業的后果，避免了城市流民階層的出現。再看看我們的用工環境，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所謂的“親商”，往往故意偏袒資方，致使一些保護勞工的政策常常流于形式。農民工受到企業不公正對待，也常常求訴無門，部分人只好轉而采取過激行為維權。

第五，日本實施九年義務制教育，學齡兒童轉遷之后，必須在3天之內到當地教育委員會報到，由其安排入學。他們不存在借讀和贊助入學問題，更不存在要回到當地參加高考的問題。而我們的農民工子女，要么選擇獨守家園在原籍讀書，要么選擇在教學質量較差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就學，但學費仍然較高，且中考、高考必須回原籍考試。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們每年也有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為什么20年過去，日本能夠成功完成“農民工”轉型，而我們卻問題較多？也許由于具體國情不同，日本的經驗我們不能照搬，但分析其中的轉型過程，其中的一些制度頗能給予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