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這些還是容易發現的,那么還有很多不易發現的:職業教育與技術教育的長期薄弱,讓不屑于血汗勞動的新生代農民工邁不進技術崗位的門檻;國有企業主導基礎建設、民營企業步履維艱,導致工資始終無法增長;城鄉二元與戶籍、教育、醫療等羈絆,對外來勞工形成排斥和隔離,打工收入有限成本卻在增大……方方面面,幾乎觸及了當下中國的每一根神經。在這樣一些因素面前,“用工荒”顯然帶有極大的必然性。此時不荒,彼時也要荒;今日不解題,終究有一日要解題。
是不是很悲觀呢?也不是。多種因素誘發的“用工荒”雖然帶有必然性,但也要看到,它是逐步釋放的(只是前幾年沒像今年這樣被重視),也就是說,它應該是個“慢轉彎”,而不是“急轉彎”。“用工荒”的確發出了“加急令”,但不能說2010年這個春天輿論都關注 “用工荒”,就意味著所有的矛盾都要在這一刻一發而不可收地爆發。盲目悲觀,會讓政府放棄積極努力。
正確的解題應該是兩種步驟:對地方政府而言,需要著眼當下,用更細化、更全面的服務,減緩“用工荒”造成的現實沖擊;對中央政府而言,應該從國家級應對的高度,部署公共改革,轉變投入方向,從“涵養人”與“調結構”兩個層面努力,消弭“人的發展”與“經濟發展”的諸多脫節,實現中國社會的整體健康轉型。
地方政府到底可以做什么?現在大家都說“用工荒”,這是一個整體概念,每一個地區顯然又有各自的特點。究竟哪些地區荒、哪些行業荒、勞動力的整體動態又是怎樣的,似乎缺乏準確而精細的數據支撐,政府在信息溝通服務上大有可為。有人盲目樂觀:從“找工慌”到“用工荒”,勞動者增加了 “籌碼”,君不見廣東提出提高最低工資,有企業搞起抽獎送汽車來吸引工人?所以干脆放手讓企業提高待遇去“爭”勞動力好了,政府不必插手。不搞過度外加政策干預是對的,但不等于可以當甩手掌柜,連基礎的公共服務也不搞了。除了多搭建“招聘會”之類的平臺,更要發揮優勢,加快建構起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失業統計信息,摸清當地農民工就業總體狀況,做準確、到位且具有貼近性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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