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文化三重寓意

筆者認為，駐京辦的作用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我國實行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的財權進一步鞏固，而地方的財權則進一步削弱，地方政府要想獲得更多的財政支持，必須千方百計地接近中央政府。駐京辦的存在，從表面上來看，耗費了地方政府的資源，但是，由于駐京辦工作人員可以獲得充分的信息，因而具有長期存在的價值。其次，我國行政體制改革剛剛開始，中央政府的人事任免權相對較大，設立駐京辦一方面可以密切與中央領導的聯系；另一方面也為地方政府官員進京辦事提供了便利條件。第三，在壟斷資源相對集中的北京，設立自己的辦事處，可以為地方發展獲得更多資源。我國雖然頒布了《行政許可法》，要大幅度地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減少行政許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許多重大項目的開工建設，仍然需要中央政府批準。在項目的布點、投資規模等方面，國務院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掌握著非常大的行政審批權，在決策程序尚未完善、資源配置缺乏明確法律依據的情況下，設立駐京辦不僅可以隨時獲得有用的信息，而且可以在第一時間啟動快速反應機制，從國務院各部委獲得準確的資料，并且有針對性地提供符合中央決策精神的報告，從而獲得更多的資源。

就在某地方政府決定撤銷駐京辦的同時，省一級政府領導公開贊揚當地駐京辦的工作，認為駐京辦的工作人員應該繼續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服務。

筆者多年前就曾經指出，駐京辦既是一個政治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經濟問題，甚至還是一個傳統文化問題。在中央集權制國家，地方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在首都開辦自己的窗口，不僅僅是經濟上的需要，同時也是一種政治姿態，甚至還是一種傳統文化的延續。批判駐京辦實際上是找錯了靶子，是整個社會浮躁的表現。駐京辦本身沒有任何問題，產生駐京辦的體制才是根本性的問題。假如不盡快實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那么，即使撤銷了所有的駐京辦，還會有各種各樣的替代性機構出現在首都街頭。

現在駐京辦成為千夫所指，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一方面遠離地方權力中心，成為不受地方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約束的特殊部門；另一方面成為少數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領導行賄受賄、營造安樂窩的特殊機構。解決駐京辦的問題，不應該在機構上做文章，而應該在預算上做文章，假如嚴格依照《預算法》的規定，公布地方黨政機關及其所屬部門的財政預算開支情況，那么，駐京辦的所有財政收支都會大白于天下。地方企事業單位之所以在首都設立駐京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們能夠從中獲得實惠，假如實行財務公開，讓駐京辦統一接受中央審計部門和地方審計部門的雙重監督，那么，駐京辦就不會成為胡作非為、藏污納垢之地。

筆者曾經大膽預言，隨著我國社會多元化結構的形成，體制內的博弈和體制外的博弈將會相伴而生，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將會通過現有的國家體制相互博弈，除此之外，地方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將會通過各種體制外的途徑，不斷地表達自己的意見，獲取更多的資源。駐京辦的名稱雖然可以改變，但是其職能將永遠不變。即使地方黨政部門、企事業單位不再設立專門的駐京辦，他們也會聘請各種各樣的公關公司，為本部門服務。到那個時候，駐京辦將會搖身一變，成為為地方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從事各種政治公關、社會交際、資源交換的現代化組織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