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為，學者對湖南新晃、貴州赫章、貴州水城等地為爭奪夜郎縣地名進行激烈競爭的評價，可以作為類似爭論的參照——“今天的夜郎之爭，都是出于發展地方經濟的考慮，與研究夜郎沒有什么關系”。

因而，彭山縣所謂的“征集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解讀為集體無意識下的“皇墓經濟學”。請問：離開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對劉備墓的挖掘能引起如此多的連鎖反應嗎？

一些人何以深陷于“皇墓經濟學”的集體無意識之中？應該說，責任并不全在當地官員和村民，而更在于我們很多人甚至整個社會陷入一種集體無意識之中，陷入了利益思維主導文化遺產的泥淖之中——把文化遺產當成了賺錢機器。也就是說，單一地指責官員或者村民都有失偏頗。試想，誰愿意承擔一個喪失了“機會”的罪名呢？又有誰愿意利益從眼前白白流過而無動于衷呢？更何況，更多的地方已經因此而獲得了經濟利益。

“皇墓經濟學”固然令人心憂，因為它偏離了文化遺產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價值，而更令人心憂的是彌漫于整個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的日益侵蝕，某種程度上會讓我們丟棄一種理性的思考和糾偏的勇氣，最終在利益驅動下審視和綁架文化遺產的價值。

一些人對利益的追逐永不會停止。如果我們不能從根源上找到問題的實質，進而找到救治的制度性方法，“皇墓經濟學”絕不是最后的瘋狂。類似的挖掘很可能會使文化遺產的價值遭到無可挽回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