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現代快報》報道，南京理工大學的博士生周建偉爬上了4樓窗臺，做出跳樓動作，想通過這種極端的方式，來換取導師的“同情”，換取他將來用以謀生的博士證書。

歲末年關，只聽說過民工討薪不成被逼跳樓的，今天卻被周博士這樣的社會精英如法炮制。汪丁丁說，民工“自殺”不僅是針對老板，也是向法院、政府、公眾輿論，發出一個“可信的”簡單信號：“你應立即發放欠我的工資，否則我就難以生存了。”其實，周博士跳樓也不單純對付導師，他也是向教育體系發出一個信號彈，你們再不給我發文憑，我就活不下去了。

表面上看，周建偉沒能完成導師交代的任務，于是導師從中作梗，不讓其參加答辯，導致無法畢業工作，生計困難。實質是，周建偉的“消極怠工”和“撂挑子”，直接破壞了整條學術生產線，導致學術工廠停工不說，明擺著是向現有大學學術產業鏈體系示威，“扣照”算啥，吊銷執照也在情理之中。

為何谷超豪院士不喜歡“老板”這個稱呼？其實，周建偉就是一個學術打工仔。這條生產線的前后次序是：教育部門—大學校長—各院院長—教授—博士碩士。教育部門是資源的最終壟斷者，把資源先分配給大學校長，大學校長把資源分配給各院院長，各院院長把資源再發放給教授副教授，導師再分配給自己的博士或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