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境堪憂的不光是我國的白領中產。根據日本學者三浦展的研究，日本在上世紀50~70年代產生了一億左右中產階層，近年來卻開始“上流”與“下流”的兩極分化，且多是“下流化”。

再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通常被認為正在形成之中，但他們又何嘗不是在“下流化”？白領中產一族，大多上有老、下有小，低廉的工資和畸高的房價幾乎剝奪了他們再教育、投資、創業的再發展能力和上升途徑，消費乏力，上升不成，遂變“下流”。只不過，我國尚未形成“中流社會”就已開始“下流化”。如果說日本的中產階層是“年老體衰”，那么，我們則是“未老先衰”。看來，“橄欖型”社會任重道遠，倒是“啞鈴型”社會和“倒T型”社會頗為貼切。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通過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的再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分化的鴻溝，可我們的“再分配”調節卻明顯乏力。

首先，在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所占比例越來越低。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曾湘泉曾指出，近十年來，我國的勞動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一直下降，而企業資本收入增加卻很大，國民收入向政府和企業傾斜。這才有了“干得多，掙得少”的現象，就像電視劇《蝸居》中的蘇淳海萍夫婦，雖辛勤工作仍疲于奔命，倒是宋思明之類游走在資本和權力之間，左右逢源，呼風喚雨。其次，在有“二次分配”作用的稅收調節過程中，個人所得稅就被指為“劫貧濟富”，稅收調節未見實效。此外，在社會保障體系中，無論是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還是保障水平都還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