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生活的角度來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早就用“生活經濟學”闡述了這樣的道理。理性的人們之所以不會被生活的洪流淹沒，就在于懂得適時運用經濟學知識來從容地駕馭生活。

上海白領移居二線城市的現象，也是運用生活經濟學的一種表征。近來，在快節奏的工作與高壓力的生活下，越來越多的上海白領覺得自己身心俱疲，卻找不到目標。為了消除焦慮、減緩壓力，一些白領索性辭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尋找另一種相對輕松的生活方式。（11月18日《新聞晨報》）

不要迷信白領，白領體面外衣里面也包裹著艱澀與寒酸。前些天，上海白領就進行一場極品“葛朗臺”的大比拼，很多白領爭相曬收入和支出，比拼誰更像葛朗臺。竟然有月薪2萬者，開銷只有區區500元。把白領如此吝嗇的原因統統推給“人性”，顯然是站不住的，這背后其實有著深層的社會背景。

在北京的人們感嘆居京不易，在上海的白領無奈移居內地，這種情勢，實際上都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傷痛隱喻。誰都清楚，北京、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集納了豐厚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對人才具有極大的吸附力。然而，這樣的城市卻令白領階層望而生畏，甚至選擇遁逃，究其原因，就是社會保障這塊短板，讓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遭遇了尷尬困境，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掣肘。

房價就是無數白領揮之不去的夢魘。這段時間，國內房價瘋漲令人心神不寧，北京、上海這類大都市的房價更是令人瞠目結舌。甚至連美國《時代》周刊日前也發表文章稱，“房價成了中國最頭疼的事”，認為現在房地產的這種繁榮，對中國來說既是好消息也是壞消息。也許，這里的好消息暫時屬于開發商與地方政府，而壞消息則留給了普通的購房者。現在高房價已經帶給人們深深的挫敗感，其中就包括白領階層，他們逃離大都市，移居到二三線城市，說到底，就是無奈的選擇。

今天的社會是分層的，城市應該社會各個階層提供合理向上流動的機會。遺憾的是，在許多大城市，諸如房價、教育、醫療以及其他生活成本過高的門檻，已經客觀阻礙了人們向上流動的路徑，甚至迫使人們為之支付出更多人性與倫理的代價。比如一些白領階層為了工作就不敢生小孩。最近特別流行的電視劇《蝸居》，說的也正是都市白領們那種像蝸牛一樣居無定所的困頓狀態，其中白領、房奴、二奶這樣的交叉身份，就與大都市逼仄的生存空間有著深刻關聯。

有專家認為，白領移居二三線城市是一種進步。這種所謂的“進步”，如果僅僅是基于個體暫時的理性選擇，或許還能說得過去。但對于整個社會來說，這種現象絕不是進步，恰恰相反，這種無奈選擇其實包含著一種巨大的社會發展困境。因為絕不是白領不愛一線城市，而是一線城市拋棄了白領。更不要簡單地認為那些移居二線城市的白領就能擁有篤定的幸福感。事實上，二線城市很多時候受囿于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也會讓一些外來的高層次人才感到強烈的“水土不服”，不但不能給他們提供人盡其才的空間，還會讓他們陷于精神文化的邊緣困境。

也就是說，這樣并非詩意化生存的選擇，盡管包含著特定的經濟理性，但還只是一種限于生存層面的選擇，它離真正的個人發展與文化認同，有著很遠的距離。久而久之，移居的白領也同樣會沉入對回不去的都市深深的眷戀，對現實尷尬的生活充滿抱怨。這樣的白領移居二三線城市，其實是社會進步與個人發展的雙重失敗。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培育發展中產階層隊伍，來形成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現在，白領階層被迫移居二三線城市，其實體現的只是悲情的“生活經濟學”。這樣的白領，自然擔當不起民主政治與經濟自由的重大使命。他們向下流動的姿態，也是這個社會一種不能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