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當地政策的“不咬弦”。

可口可樂公司退出的1977年，恰逢印度歷史上第一個非國大黨政府———德賽的人民黨政府上臺，該政府之所以能擊敗國大黨和英迪拉·甘地，靠的就是民族主義號召，排斥外國品牌，以支持民族企業。對可口可樂的配方要求，正是這一計劃的一部分，事實上，一些當地標榜“純印度”、“純手工”的所謂“印度義理主義者”，已摩拳擦掌，聲稱開發出足以替代可口可樂的“民族飲料”了。在那一次“民族化”狂潮中，被迫退出的不僅僅是可口可樂，另一個著名品牌IBM也同時退出，原因是印度政府強令其將股份轉讓給某本土企業。

可口可樂的第二次挫折，和肯德基的退出，則與某些印度地方政府的限制、排斥有關。所謂“殺蟲劑門”最后被印度聯邦衛生部判為“合格”，而根據獨立機構的化驗，由于印度大量使用殺蟲劑，因此從牛奶到果汁，幾乎所有印度食品的殺蟲劑含量都超標，而使用境外原料則會遭致更多責難，但多個印度邦對此置若罔聞，執意將可口可樂驅趕出境；肯德基在店面擴張中也遇到類似問題，許多城市以種種名目，不讓肯德基分店在旺市開張，令其長期發展停滯。

更重要的，是被激化和畸變的民族主義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