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承認，商業社會的巨大物質利益誘惑不但對普通公眾，就是對作家也產生了誘惑的力量。君不見，很多作家甘于為利益所俘虜，心甘情愿地為市場而“創作”，甚至有的作家一味地迎合讀者和出版商，已經把文學當成了攫取利益的籌碼和工具，把文學弄成了“垃圾場”的產物，引來了眾多詬病和不滿。但是，少有對此的反思和自責，不少作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無論文學的精神丟失得多么徹底，無論自己操弄的是不是文學，都仿佛是與作家無關的事情，只要有了發行量，只要有了利益的獲得，似乎就足夠了。正是在這樣的亂態下，郭敬明成為了圖書市場的“一粒春藥”。

雖然郭敬明遇到了抄襲門風波，雖然他與他的伯樂是非恩怨難說明，但這些“四迷”們依然不折不扣地支持他，支持他主編的《最小說》，支持他簽約娛樂公司，支持他當長江文藝副處長，支持他出版的每一本書。如此的現象，在筆者看來，不是作家的神話，是娛樂的神話，是盲從的產物。從根本上說，郭敬明已經與文學無關，僅僅與偶像有關。

同為“80”后的作家韓寒因不配合新書宣傳，讓不少發行商大傷腦筋，有的甚至暗示韓寒，“偶爾也應向郭敬明學習一下。”但是，韓寒的姿態是“不簽售，不講座，不為新書做任何宣傳活動，不制造話題炒作自己。”相比之下，在筆者看來，郭敬明成為圖書市場的“一粒春藥”，就有了鮮明的區分，而“春藥”說正為文學精神的喪失敲響了警鐘。事實上，再多的發行量，再多的利益獲得都有可能成為過眼云煙，惟有作家責任的堅守和文學精神的呵護，才是社會和公眾之幸。而這是“春藥”無法企及的愿景。

郭敬明：圖書市場的“春藥”還是“毒藥”？當越來越多的作者愿意成為市場上的“春藥”時，就意味著文學可能面臨被藝術殿堂遺棄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