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9年2月起已有13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選擇自殺的10人中，死亡原因不明的尚有3人。剩下7人中有4人確定是因為“非腐敗”原因選擇自殺。（12月30日《廣州日報》）

官員非正常死亡，導致了公眾知情權與“死者為大”兩種觀點的交鋒。有專家認為，中國素有“死者為大”的傳統(tǒng)，公眾以知情權為名要求公布官員自殺相關信息的行為無異于偷窺，是一種“變態(tài)的知情權”。而相反的意見是公眾要求獲得官員信息是正常知情權，這種做法是國際慣例。

在“官員也是普通人”，在所謂“死后為大”的遮掩下，把公眾的知情權當成一種“變態(tài)的知情權”，作為知名行政學者的毛壽龍先生可能忘記了，公眾對官員的知情權從來就沒有完全實現過，“財產申報制度”缺席就能證明。公眾對官員的了解不是停留在官方公布的簡歷上，就是停留在一些口耳相傳的猜測話語中，在沒有知情權的前提下，又何談過分呢？

美國前總統(tǒng)杜魯門曾有一句名言：假如你害怕廚房的熱氣，就別進來做飯，要做飯，別怕熱！就是說官員應該為行為的透明化付出一定的成本。所謂“死后為大”的傳統(tǒng)，是對公眾知情權的遮蔽。事實上，公眾對官員的關注是官員作為公眾人物必須付出的代價，并且政府有責任對公眾的關注進行回應，要不然，就有可能讓流言甚囂塵上，乃至混淆視聽，最終政府和社會都不得不為此付出代價。

政府官員受全體公民委托，行使公共權力，其權力和職責從實質意義上來說是一種社會契約行為，官員自殺不是官員的私人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事件。曾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因與藝妓有染被報界披露導致其掛冠而去，曾為美國民主黨總統(tǒng)候選人的哈特因與搖滾歌星幽會被新聞界曝光而退出競選。這表明，作為公眾人物的政府官員的隱私權與普通公民相比，須受到一定的限制，其隱私權的內涵和邊界相對要小一些。由于存在很多政府對公眾信任無法回應的事情，才導致了公眾對政府信任的減少，進而對有關政府的信息片面地產生了懷疑。因此，官員自殺也不能止于坊間傳言。

在腐敗成為一種默認值時，官員一旦出事，對官員的道德懷疑幾乎成為公眾的一種集體無意識，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社會背景。由此，我們要直面的問題是：誰制造了“變態(tài)的知情權”？當然也要謹防“死者為大”對公眾知情權缺位的遮蔽和成為“為官者諱”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