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雷人的事情，發生得多了，也就見多不怪。慣例，也就這么來了。

曾經引咎辭職的官員在不長的時間內悄然復出，這已不是什么新聞，而似正在成為一條新的干部任用慣例。最近與“三鹿”有關的官員復出事件引起輿論的普遍質疑。有評論指出官員復出應該有理有據；有評論則呼吁應該將消息盡早公之于眾。

“問題”官員復出，組織部門自然是有規章可循的。官員的復出是低調還是高調，什么時候出山，在什么崗位履新，這些細節當然應該盡早告知民眾。“曝光”是遲早的事。這年頭，哪有偷偷摸摸做“公”務員的？

毫無疑問，這一新規不無待改進之處。公開，會形成一些約束力。但公開并不必然帶來合法性。我有理由懷疑，僅僅公開，并不足以消除公眾的疑慮。在官員復出事件的背后，有一個更值得深入討論的問題，即官員作為個體的職責到底如何界定？這直接關系到官員的復出是否正當。

這顯然不是一個容易搞清楚的問題。我們都知道，公務員制度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科層體系。從權力分配的角度，這一體系是一個至下而上的金字塔結構。職位由低逐級爬升，其所擁有的權力則由低級到高級逐漸加大。所有官員都處于這一結構的某個位置。在理論上，根據責權對等的原則，官員的職責也應隨著權力的擴大而加重。但在現實社會，我們不難發現，官員的職責分配并沒有金字塔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被扁平化了。一旦出現問題，處于系統之中的公務員的責任似乎被整個體制分攤了一些去。作為個體的官員承擔全部責任的風險被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