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實名了，可身份證明未必就能一起“實”起來，建立一個全覆蓋的用戶身份信息庫是前提。實名登記的個人信息，難保不會被售賣和濫用。

手機實名制上次呼之欲出是在垃圾短信泛濫的2005年前后，不過后來一拖再拖。最近，手機實名制再次呼聲高漲則源于類似原因——“手機涉黃”，這一次，似乎是真的了。日前，工信部已會同公安部、國務院新聞辦，力爭在2010年底前出臺《通信短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此項規定將為實施電話用戶實名制提供法律依據。

推行“手機實名制”，旨在使信息發布者、傳播者、使用者能獲得身份驗證，從而有效劃分信息內容權責，此舉確實是從源頭上打擊“手機涉黃”、垃圾短信、詐騙信息等病灶的有效手段之一，新加坡、日本、韓國、泰國等國均已實行手機實名制。不過，對于我國手機用戶來說，單兵突進實施手機實名制而不進行相應法規和機制的配套和完善，可能未必會“藥到病除”，也不可能一勞永逸。

首先是手機實名制的有效性并非無懈可擊。新浪網曾在一萬名網友中進行過一個網絡調查，結果顯示將近30%的人認為實名制效果不大，原因很簡單——“假證泛濫”。手機實名了，可身份證明未必就能一起“實”起來，那些在路邊晃悠、抱著孩子散發名片的大嬸大姐的存在告訴我們，辦張假身份證并不難，詐騙或者發送垃圾信息者，自有應對之策。

況且，除營業廳外，手機店、報刊亭、士多等都銷售手機卡，競爭那么激烈，檢驗和登記每位用戶的真實身份，幾乎不可能。資料顯示，我國目前擁有2億非實名制預付費手機用戶，占總用戶的近三分之一，這些用戶也難去登記。可見，建立一個有效的、全覆蓋的用戶身份信息庫，是手機實名制發生效用的前提。

其次是信息安全和個人隱私方面的隱憂。對于手機實名制，反對者最大的擔憂或許還不是申請號碼、更改號碼帶來的麻煩，抑或是其遏制垃圾短信的力度有限，而是其實施可能會侵害到他們的個人隱私——實名登記的個人信息，難保不會被售賣和濫用。而且，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憲法和電信條例的保護，實施手機實名制，須避免侵害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隱私權，這就需要在公權與私權之間尋找平衡點，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規體系。

再次，實施實名制也會增加運營商的成本，但不能將其轉嫁給消費者。改進業務流程、提供技術保障、改造現有智能網、建立身份證信息庫、甄別用戶身份等，正如業內人士所言，單單一部身份證鑒別機就需要五百多元，另外還需要復印、紙張……這些成本該如何消化？根據“慣例”，可以預見，“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最終會轉嫁到手機用戶身上，這與資費不斷降低的大勢背道而馳。況且，一直以來，要求通訊運營商降價的呼聲不絕于耳，增加的這些成本，勢必將成為運營商與政府和消費者討價還價的籌碼。

退一步講，即便實施實名制的技術成本微乎其微，運營商也未必會放過這個“由頭”。君不見，手機漫游的技術成本雖微乎其微，但運營商還不是以此為由收了那么多年的手機漫游費？從用戶角度來看，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成為成本轉嫁或者收費的借口。如何形成一種透明的成本消化機制，而不讓模糊成本屢屢成為資費增加的理由，便是最現實的考量之一。

因此，手機實名制不宜做“單兵突進”的“孤膽英雄”，“協同作戰”才能發揮其應有效用。